今年9月在公安部的統一部署指揮下，浙江、天津等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機關，同時展開抓捕行動。各地公安機關現場查獲“茅臺”、“五糧液”等十多個知名品牌假酒1.4萬瓶，另外查獲的假酒制作材料可以制造市值將超過30億元的假酒。專家指出，假酒的利潤率最高可以達到2000%。
　　依據馬克思對資本追逐利潤的描述：“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會鋌而走險；如果有200％的利潤，資本會藐視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潤，那么資本便會踐踏世間一切”。2000%早已超出了馬克思對一切暴利的描述，在這樣的暴利面前，一切傳統的認識都會崩潰。目前這種單純依靠法律，依靠執法者進行一場場運動式執法，已經很難遏制假酒的存在。
　　一是暴利讓制假者失去了理性，一方面不惜觸犯法律威嚴，另一方面又對制假手段大加改進。為了制造假茅臺，造假者甚至將高毒性農藥敵敵畏用作原料，并且稱：“加入這種農藥的假酒，在口味上更逼近真茅臺”。如此觸目驚心的制假行為，加上“真瓶裝假酒”、“高仿真包裝”、足以以假亂真的“勾兌調試”，讓相關部門“鑒定假酒比真酒都難”，普通購買者更是云里霧里。
　　二是執法的無法常態化，懲罰的相對過低，無疑壯了造假者的膽。本來造假者為了利潤已經不惜一切，一些執法部門時松時緊、統一行動的運動式執法弊端更讓他們鉆了空子，撈一把就跑，讓假酒成為“小作坊大買賣”、“低成本高利潤”的代名詞。
　　三是市場需求和中國傳統酒文化的影響。假酒特別是名牌假酒的大量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國酒文化的影響。無論是“一醉解千愁”、“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文人式放縱，還是“無酒不成席”的普通老百姓傳統思想，亦或者是“交情深、一口悶；交情淺，舔一舔”的交友標準，還是“孝敬領導酒先行”的人際關系含義，其中無不包含著長期以來形成的酒文化。至于喝下肚子的名貴酒，到底是真酒還是假酒，只要不喝出生命健康危險，恐怕少有消費者或送禮者去較真。
　　在2010年1-11月，全國白酒產量為791.6萬噸的情況下，在中國人“每年喝酒喝掉一個西湖”的形象比喻中，我們又換來了什么樣的喝酒結果呢？比如酒精中毒，2011年春節期間，僅北京，就發生酒精中毒事件353人次；比如嚴肅法律亦難以遏制的酒后駕車；比如酒壯色膽，頻頻發生的官員猥褻女童，奸污下屬，調戲娛樂場所服務人員事件等。
　　假酒已經不單純是一個違法現象，它與暴利驅使、執法真空甚至中國傳統酒文化均有關系。打假酒，需要加大執法力度，加重違法懲處，但消除假酒的暴利空間、市場需求，改變國人的酒文化認知，恐怕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