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善國內融資的緊張現狀，成了當前市場觀察宏觀政策是否會朝著適度放松方向進行預調微調的重要信號之一。日前，央行公布的今年前三個季度社會融資規模分別為4.19萬億、3.5萬億和2.1萬億元，表明社會融資規模總體呈逐步下降態勢，三季度更是比二季度下滑幅度超過40%，這應當引起高度關注。不過，當前社會融資總量的變與不變更值得密切關注。
　　就今年前三季度社會融資規模發生的顯著變化而言，主要表現為如下兩個基本特征。
　　一是數據顯示，2010年銀行貸款所占社會融資規模比重為55.7%；2011年一季度下降至53.5%，二季度回升至54%，三季度則繼續上升至58%。銀行體系在社會融資中地位回升，間接反映了央行對整個社會資金的管理仍然可控。
　　這一指標回升表明，盡管今年以來銀行體系的流動性仍然較為緊張，但銀行體系對社會流動性的供應還是“有張有弛”的。另外，也反映了目前央行對社會總體資金規模的管理仍是可控的，或者說，央行不會輕易放松對銀行體系流動性的全面管理。值得關注的是，前三季度社會融資規模9.8萬億僅為今年合理社會融資規模約14萬億的70%，表明當前社會整體的流動性并非市場預期的特別緊。總之，銀行體系在社會融資中地位的回升，反映了整個社會資金變動仍處于央行的可控范圍之內。
　　二是與銀行體系有關的信托貸款和銀行承兌匯票在社會融資規模中所占比例顯著下降，其中銀行承兌匯票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例從2010年的16.3%大幅度下降至10%，從而降低了銀行系統性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有觀點認為，銀行承兌匯票等屬于銀行表外部分，似乎不受銀行監管。為了規避資本監管和計提撥備等要求，有些銀行通過設計和發行信貸資產類理財產品，將存量貸款和新增貸款等轉出表外。但是，社會融資規模概念的提出表明，金融監管當局完全可以全面掌握和及時調控全社會的資金動向。盡管所謂的“委托貸款”等可以轉出隱含資產負債表，但銀行實際上依然要承擔法律責任和風險。這是因為，一旦這些銀行的表外資產出現了問題，銀行體系是無法“免責”的，也是無法回避由此產生的經營風險。因此，金融監管當局對委托貸款和信托貸款等仍然會依法加強管理。透過銀行體系有關的信托貸款、銀行承兌匯票所占前三季度社會融資規模比重顯著下降，則透出了金融監管當局仍然試圖控制整個社會資金運動的監管意愿。
　　此外，今年前三季度社會融資規模還有一個“不變”——直接融資（企業債和非金融企業股票籌資）所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例沒變，這同樣值得引起關注。
　　數據顯示，2010年企業債和非金融企業股票籌資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分別為8.4%和4.1%，合計為12.5%。相比之下，今年三季度企業債占比為8.6%，同比下降0.3個百分點；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占比為3.6%，同比提高0.3個百分點。兩者合計與上年相比幾乎沒有什么變化。請注意，這是在當前所謂的“金融脫媒”越來越嚴重、銀行信貸規模外資金越來越多（如銀行表外資產、信托產品和民間借貸等大規模上升）背景下發生的。
　　這說明了什么？一方面，當然說明了中國的直接融資發展仍然太慢，尤其是企業債市場發展太慢，需要繼續大力發展企業直接融資的市場規模。另一方面，直接融資（企業債和非金融企業股票籌資）所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仍然“止步不前”，也說明了“社會融資規模”的適用范圍是否合理更值得思考。
　　因為，在當前“金融脫媒”日趨普遍的情況下，銀行體系外的資金規模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民間借貸就是一個典型。由于當前估計有幾萬億之巨的民間借貸并沒有納入社會融資規模，似乎很難說明實體經濟所需資金正越來越少，或者說，缺少民間借貸這樣資金渠道的“社會融資規模”還能算合理和真實嗎？還能真實地反映全社會的主要資金動向嗎？
　　因此，在社會融資規模的“變”與“不變”中，我們應該關注整個社會資金的主流、動向與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