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東方早報》報道，1日11時30分許，貴州省黔南州福泉市馬場坪收費站附近，兩輛運送炸藥車輛在一汽修廠檢修時發生爆炸。截止到當日22時，事故已經導致至少7人死亡，264人受傷，其中重傷26人。
　　盡管公安部和當地職能部門正在對這起事件的起因，進行認真排查，但從目前掌握的信息來看，這是一起典型的危險物品運輸爆炸事件。在這起慘劇的背后，不難發現有諸多漏洞，應該亡羊補牢，避免類似悲劇再次上演。
　　首先，“11·1”爆炸事件炸開了監管漏洞。就目前而言，我國危險品運輸管理涉及到多家“婆婆”，公安部、安監總局和交通運輸部都有參與的資格。可是，這些職能部門各自為政，沒有形成統一協調的管理模式。雖然對危險品運輸管理的法律條規不少，但不管是條例還是規章，都缺少具體而詳細的監管內容以及問責機制，這不僅造成職能部門監管缺位，也給監管部門推卸責任創造了條件。
　　同時，福泉市重大爆炸事件，炸開了區域之間運輸管理“各吹各的調”的現狀。現實中，不但各省之間的危險品運輸管理千差萬別，就連一省范圍內也是“各吹各的調”。比如，國家對民用爆破器材的運輸工具是有嚴格要求的，由原交通部下發的《關于推廣使用民用爆破器材專用運輸車的通知》明確了專用車的標準，由原國防科工委發布的《爆破器材運輸車安全技術條件》，更是明確了爆破器材運輸車輛的安全技術條件。可是在執行過程中，即便同一個省，甚至同一地區，執行的標準各不相同。
　　此外，“11·1”爆炸事件也炸開了法律法規自身存在的“管涌”。負責危險品運輸的《道路危險貨物運輸管理規定》存在著明顯漏洞。比如在第六章的法律責任中，大都針對承運企業和承運人而規定處罰措施。實際上，托運人才是最主要的責任承擔者，這些人為了省錢往往雇傭不合法的運輸企業。可是法規對托運人規定的罰則，僅規定了“不向承運人說明運輸的危險化學品的品名、數量、危害、應急措施等情況”，對于另外一個同樣需要被約束的對象，即危險品的賣家，該規定中更是未提及其法律責任。這些漏洞的存在，無疑給發生類似重特大安全事故，增加了機率。
　　鑒于此，筆者覺得，對現行法律條規存在的問題，抓緊打“補丁”，堵“漏洞”，補“管涌”，加強部門之間的協調與配合，以保障危險品運輸的絕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