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昨天舉行聯組會議，專題詢問國務院關于城鎮保障房建設和管理情況。住建部部長姜偉新表示，今年已安排1520億元投入保障房建設，到“十二五”末期，住房保障率將達總戶數的20%左右。姜偉新同時承認，限購政策行政色彩濃厚，是不得已而采取的辦法。
　　從一線城市擴展到二三線城市的限購政策，對本輪樓市調控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市場準入的行政門檻，在資金層面阻斷了游資進入樓市炒作的通道；問責制在行政框架層面抑制了地方縱容樓市虛火旺盛的沖動。最重要的是，行政式調控向市場發出了一個鮮明信號：樓市調控將不惜采取最強硬手段，由此徹底改變了人們對后市的預期。必須承認，當下樓市閃爍的微弱拐點信號，是市場和行政手段疊加的綜合結果。如果僅以單兵突進式的手段進行調控，取得當前調控效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盡管如此，也必須看到，用限購這樣行政色彩濃厚的手段調控市場，具有一定風險。一方面，剛性的行政手段意味著行政成本高付出，而且不能像市場那樣具有敏感性和自我調節能力。因此，要么有可能導致政策與市場需求不匹配，要么有可能導致政策滯后。反映到被調控的商品上，就是價格可能大起大落。另一方面，目前的投資渠道仍然狹窄，民眾獲取財產性收入的能力有限。對于樓市限購，盡管有現實意義，但同時也意味著狹窄的投資渠道更加逼仄。這有可能導致游資在其他商品上興風作浪，使不同商品的價格浮動過大。還要看到，經由限購等嚴厲手段調控后，樓市至少在一段時期內不會受到社會資金青睞，從滿足持續增加的剛性需求角度說，政府必須承擔更多的供給任務。這同樣是巨大的行政成本。
　　那么，有沒有既能讓宏觀調控不致中斷，又能靈活反映市場需求的辦法？有。此前，就有人呼吁通過稅收手段調控樓市。相對于限購的剛性，稅收手段可以起到更適合的市場導向作用。但是，對于進入樓市的企業或個人征稅，需要完整和可更新的征信系統。
　　在此次聯組會議上，姜偉新透露，準備先在40個城市試點建設住房信息系統，如果相關信息可以匯集到一個平臺上，就不必再采取限購這種行政色彩濃厚的辦法。應該說，逐漸用市場導向沖淡限購的行政色彩，思路是正確的。實際上，市場導向才是在樓市建立長效監管機制的唯一途徑。但也要看到，鋪就這一路徑不僅是住建部一家的事。比如，住房信息系統的建立，是否包括官員和企業？這就涉及到反腐領域。從這個角度講，保障房的建設和管理，實際上需要經濟和行政齊頭并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