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期來，溫州高利貸資金鏈斷裂，當事企業(yè)主或跑路，或跳樓，引發(fā)了市場對央行始自去年的緊縮政策對經濟影響的多重思考。在CPI漲幅見頂?shù)�是仍停留在相對高位的情況下，中小企業(yè)的資金鏈條是否已緊張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而稍早幾天溫總理的溫州之行以及國務院會議出臺的微小企業(yè)支持政策，則被市場解讀為宏觀政策或將定向寬松的信號。但是現(xiàn)在最主要的矛盾是，貨幣政策工具的一再緊縮，已經無法應對當下我國經濟運行中金融脫媒的政策挑戰(zhàn)。在客觀上，一方面，熱錢以及過去幾年間央行貨幣超發(fā)帶來的流動性并未被充分回收，一旦緊縮貨幣政策調整，在通脹壓力猶存的情況下，物價可能會失控。另一方面，由于我國金融體系固有的特點，絕大多數(shù)中小企業(yè)獲得資金的可能性大幅降低，獲取資金的成本大幅攀升。在兩者的共同作用之下，滯脹就如同懸掛在中國經濟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散發(fā)著不祥的氣息。但是，政策的底牌還有，避免中國經濟硬著陸的可能性仍然較大，筆者如此判斷的底氣，在于對相應調整財政稅收政策和恰當使用結構性政策的期待。
　　毋庸置疑，基于對地方債務平臺償付能力的憂慮，我國貨幣政策中的利率調整空間事實上存在著較為嚴格的約束，這也正是央行面對地產債泡沫和通脹壓力始終不敢輕易使用利率等價格工具，而頻繁采用調整存款準備金等數(shù)量化工具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是由于政策效果的累積作用和滯后性，如今，調整存款準備金率這種數(shù)量化工具的使用在客觀上已接近了極限。此時此刻，如果在政府重點扶持的領域及行業(yè)實施貨幣定向寬松，固然可以緩解一時的燃眉之急，但從長期效果來看，卻很難使經濟形勢有實質性的變化。不過，相對陷入騎虎之勢的貨幣政策，我們在財政稅收領域的政策空間卻還很充裕，政策選擇的種類較多且較靈活。
　　今年8月底《福布斯》一篇中國稅負痛苦指數(shù)全球第二的報道，將中國的稅負問題推上了國際輿論的風口浪尖。國內一些專家在《人民日報》將之駁斥為“豐富的圖表、錯誤的數(shù)據(jù)、貧乏的分析”。筆者在此無意評判上述觀點，但是依據(jù)官方公布的財政收入不斷創(chuàng)出新高的事實，可以清楚地得出在公共部門沉淀的財富資源在不斷增加的結論。根據(jù)財政部的數(shù)字，今年前8個月我國財政收入已超過8萬億，同比增速達到30%，今年全年超過10萬億應該已沒有疑問了。而財政收入增速遠遠高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速，這為我國下一步減稅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政策空間。
　　政府可以運用財政稅收政策提供公共服務來服務民生，通過貫徹產業(yè)政策導向來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更可以利用轉移支付來縮小貧富差距，構造和諧社會。目前，作為貨幣政策的有力補充，我們可以通過財政稅收政策來實現(xiàn)宏觀調控的政策目的，并使之成為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政策推手。在目前“保民生，促和諧，調結構”的宏觀任務大前提下，財政稅收政策可以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作有進有退的調整。
　　具體說來，首先，刺激內需離不開居民收入的增加。對居民可支配收入影響最直接的因素莫過于所得稅稅率。可以說，今年個稅起征點和征收稅率的調整朝著正確的方向有了不錯的開端。國人熱切期望在較高基尼系數(shù)的背景下，我國個稅的稅率能進一步加大累進程度，進一步提升免征點。在加大對高收入者稅收征收的同時，逐步降低中等和低收入群體的稅收負擔。鑒于中低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遠遠高于高收入群體，加大我國目前個人所得稅的稅負累進程度有助于藏富于民，并刺激國內消費的增長。其次，不妨考慮降低以增值稅為代表的流轉稅率，以更有效地緩解我國的通脹壓力。同時，降低進口商品的消費稅率和奢侈品的關稅，盡力將部分富人的境外消費留在國內。而對國家支持鼓勵的行業(yè)和企業(yè)，則可以考慮進一步降低企業(yè)所得稅率或者提供退稅補貼。
　　上述說的是稅收政策的“退”，而在調控資產泡沫的領域，則期待稅收政策的“進”。盡管我國在去年4月推出了被網民們稱作“史上最嚴”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但樓市卻一直陷于僵持局面之中，迄今并未看看到房地產價格有實質性的下降。顯然，僅靠行政手段壓制需求并不能根本上解決問題，而稅收政策在地產調控中發(fā)揮的作用似已遠遠超出了行政手段的效果。這么看來，不管是以擠出存量房控制租金為目的空置稅和物業(yè)稅，還是以累進為目的的遺產稅，抑或是壓制投機需求的房地產資本利得稅，都能起到積極有效的作用。顯然，財稅政策不僅僅在增進國民收入，調節(jié)貧富差距上有效，在資產泡沫的管理上，也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