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而言，巨額外儲可謂弊端重重。主要表現為：
一是外匯占款造成央行被動性的貨幣投放。外匯占款是造成中國流動性過剩的主要原因。流動性過剩催生各類資產泡沫，導致樓市調控效果被抵消，達不到預期目的。并且，社會上流動性泛濫之后，各類游資常常會炒作民生必需品，給物價調控造成壓力。
二是美元貶值造成外匯儲備的實際損失。以購買國際石油為例，2001年底布倫特原油價格是25美元/桶，現在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達到105美元，貶值4.2倍。所以，按石油價格來衡量的話，現在的3.2萬億外匯儲備，其實際購買力僅相當于2001年時的7619億美元。
三是容易招致貿易逆差國施壓人民幣升值。自2009年底以來，歐美國家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施壓人民幣升值的浪潮，并配合貿易制裁。同時，一些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也加入到了對人民幣升值施壓和貿易制裁中來。
四是給國內出口企業造成生產困難。自2005年7月匯改以來，截至2011年6月底，人民幣已累計升值22%，極大地擠壓了出口企業的盈利空間。由于中國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低，至今很多出口企業變成微利企業，掙扎在生存線上，部分企業主要靠出口退稅度日。
五是外匯資產投資收益偏低。中國外匯主要投資于國外金融產品，收益率大致是4%-5%，然而外商在我國的平均投資回報率都在18%-20%。截至2010年底，外商投資累計近1萬億美元，就此計算，我國每年外匯潛在虧損約1500億美元。
巨額外儲反映出中國經濟存在一些綜合病癥。過大外貿順差反映的是國內產能過剩、內需不足。外商投資在很多領域已居于主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國有企業，擠垮了民營企業，而對引進資金技術和擴大就業并無裨益。至于熱錢，對于任何國家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只會炒作資產價格，并助推通貨膨脹。因此，化解外匯儲備過多問題宜采取多種策略，進行標本兼治。
從短期目標來看，應堅決控制外匯儲備增量，用好外儲存量和增量。
首先，堅決煞住增量。在經濟發展指導思想上，中國不宜繼續追求高速度，建立以就業率取代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指標體系。GDP主義與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密切相關，不但會積累過多的外匯儲備，而且還會給資源環境造成沉重壓力。今年以來，我國多個省份同時發生了電荒，表明這種經濟增長方式不可持續。
出口方面，應逐步取消出口退稅，促使粗放型出口企業進行業務轉型。如果一家出口企業或某一出口行業僅能依靠財政補貼過日子的話，本身就是社會福利的損耗。改革開放初期，在外匯短缺的背景下，靠補貼企業實現出口創匯還可理解。如今，在國家外匯儲備已經成為負擔的情況下，出口補貼已無必要。況且，出口退稅的存在還可能給一些企圖搞假出口的企業提供騙稅的可乘之機。
進口方面，應適度降低某些行業的關稅，以購進一些關乎國計民生，同時又是國內緊俏稀缺的商品和技術。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購進大宗物資有助于抑制國內不斷上漲的物價。對于降低關稅造成的財政收入下降，可由取消出口退稅來抵消。
外商直接投資（FDI）方面，截至2009年底，FDI累計余額已經達到9974億美元，而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中國出口額60%。毫無疑問，引進外資和外商投資企業出口是中國步入美元陷阱的根源。鑒于外匯儲備過高，并且過高的原因是主要貿易對手國家對我國企業實行投資壁壘和封鎖技術出口造成的，所以我國很有必要在外商投資方面對國內相應產業采取針對性的保護政策。外資應當被置于拾遺補缺的地位，招商引資不應繼續成為地方政府樂此不疲的經濟行為。
熱錢方面，由于熱錢流入的重要原因就是博取匯差，因此中國應當堅決頂住國際上關于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打消市場上存在的人民幣升值預期，甚至造成長期人民幣貶值的市場環境，即使是小步慢跑的貶值也可。對于西方而言，僅靠施壓人民幣升值不能解決歐美的貿易逆差問題。對于中國而言，升值不能解決輸入性通脹。升值有多種方式，如果是一次性大幅升值，確實有助于降低進口商品的價格。但是，如果小步慢跑式升值的話，熱錢就會洶涌而至，反而會造成國內流動性過剩，助推通脹。
其次，用好存量和增量。對于已經到期的外匯資產和增量的外匯，可將之用于國計民生領域，主要是到國際上購買或投資關乎國計民生的必需品，在投資地域上可重點關注中國周邊國家，特別是睦鄰友好國家和地區。在外貿方面，主要面向與中國經濟結構互補性較強的國家發展對外貿易，對于雙邊貿易可采取本幣結算，甚至以出口商品直接換取能源、資源等原材料。比如，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之間發展外貿和投資合作時，即可穩步采取本幣結算。
外匯儲備過多其實是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因此，從經濟發展方式來看，根本出路在于發展內需型經濟。另外，從外儲形成機制來看，外儲的積累完全是由央行購匯造成的結果。所以，應當加快建立境內外匯期貨市場，通過真正的市場匯率形成機制，實現我國進出口商品價格的自動調節。
首先，應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其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提法由來已久，發展內需的口號亦非近期提出，這些一度曾是上世紀90年代最響亮的口號。那么，經濟轉型究竟為何這么難？
究其原因，在經濟高速增長之際，要讓粗放型企業自主轉型的話，企業當然沒有內部動力。一旦遇上經濟緊縮期間，如1998-2001年以及2008年那樣的國際金融危機的時候，由于經濟蕭條，社會面臨巨大的失業壓力，于是中央政府首當其沖的任務就是通過保增長達到保就業。相比而下，西方國家就不存在這些問題，如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汽車行業涉及數百萬的就業人口，但美國政府僅僅支出20億美元用于消化庫存，任憑三大汽車公司將產業轉向海外，以實現國內產業的升級換代，對于失業人口則通過各種救濟和培訓來消化。可見，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實現內需型經濟發展的重要前提，也是解決外儲過剩的重要保證。社會保障體系應當包括：就業培訓、失業救濟、生活補貼，社會保障基金和就業基金可以從減少出口退稅中轉移劃撥。
其次，應理順收入分配體系。建立內需型經濟，就必須提高居民有效需求的支付能力，使其做到敢于消費和能夠消費。多年來，我國居民消費與GDP的比重一直處于下降態勢，2010年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僅為27％，而美國居民消費與GDP之比為70％左右，歐洲和日本則在50％以上。中國基尼系數從改革開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目前仍在繼續上升，實際上已超過0.5，這是社會利益共享機制發生嚴重斷裂的顯著信號。
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從兩方面著力：一方面，切實解決城鎮居民“住房難、上學難、就醫難”的問題。啟動內需的關鍵在于依靠城鎮居民擴大消費，即社會中產階層拉動。解除城鎮居民后顧之憂的關鍵在于，構建多層次的住房分配體系，形成多渠道的社會辦學體系，深化醫療體制改革，建立對低收入階層的轉移支付機制，這些均是擴大內需的題中之意；另一方面，穩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重。據國家統計局統計，1993-2010年全國財政收入由4349億元增加到8.31萬億元，增長速度是城鄉居民收入增速的兩倍以上。要扭轉居民收入增速過慢這一局面，關鍵在于深化稅收體制改革，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勞動收入占比，在再分配中向低收入群體傾斜，包括提高工薪稅門檻。
第三，應建立境內外匯期貨市場 。既然中國政府把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改革開放的既定目標，并在付出了長期艱辛的談判努力之后才加入WTO，那么在聯系匯率制度下，果斷進行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建立境內外匯期貨市場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在外匯期貨市場上，由外匯的供給方（出口商）和需求方（進口商）依據自己對市場形勢的判斷，自主決定外匯供求，自由生成市場匯率。如果進口商拿到外匯卻無法在國際市場上購買到適宜商品的話，那么進口商勢必減少對外匯的實際需求，于是外幣必然貶值。當外幣貶值到一定程度時，出口商由于虧損就會減少出口，這樣國內市場上外匯供給數量自然下降。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早已于2006年8月28日推出人民幣對美元、歐元和日元的期貨和期權產品，這是繼新加坡、香港和日本推出人民幣NDF以來，第四個人民幣NDF離岸市場 。境內人民幣對主要外幣期貨市場的建立，在有效化解巨額外儲問題的同時，還可以適時地奪回境外市場上遠期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權。
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國擺脫了連續多年通貨緊縮的困擾，對外貿易突飛猛進，外商投資踴躍而至，經濟全球化使得中國經濟迎來了10年高速增長期。與此同時，中國外匯儲備與日俱增，巨額外儲的投向和安全問題逐漸成為業內關注的熱點和討論的焦點。今年5月16日，美國國債觸及14.3萬億美元的上限，8月5日標普降低美國主權債務評級，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震蕩，再加上連續數月來歐債危機如影相隨和日本主權債務評級又遭下調，這種背景下，中國巨額外儲的安全性問題成為重要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