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在2011年第三季度例會上重申，穩定物價仍為當前宏觀調控首要任務，并認為通脹壓力有所緩解但仍處在高位。
　　這意味著，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從緊的貨幣政策仍將主導市場，信貸規模短期內亦不會大幅放松。但是，央行的這一表態，明顯與部分中小企業的期望相違。
　　由地方政府出面，通過不同形式，力壓商業銀行放松信貸控制，已成為當下普遍的做法。據媒體報道，作為同處經濟發達地區的蘇南，由市長出面逼地方商業銀行放貸，已呈愈演愈烈之勢。
　　對于身處融資困境的部分中小企業，銀行是救還是不救？是遷就地方政府還是服從既定貨幣政策？已成為當下擺在銀行面前的艱難選擇。雖然理論上，可以通過盤活金融存量資產，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但盤活金融存量資產，一朝一夕顯然難以完成，對于當下“等米下鍋”的部分中小企業而言，直接或間接對其放貸已成為惟一可行的辦法。
　　放松信貸規模控制，當然可以贏取更多的掌聲：通過銀行系統給中小企業輸血，既可暫緩中小企業倒閉潮的出現，減少地方政府長期財政收入可能驟減的憂慮，更可避免因實體經濟受挫而引發的大規模失業。
　　但是，這與當前“穩定物價”作為首要任務的貨幣政策，顯然是一個巨大的沖突。
　　至于通脹持續高企的我國經濟，CPI已連續四個月居6%以上高位，2011年全年CPI高出年初計劃1.5個百分點已成定局。而我國今年既定的從緊貨幣政策，不僅是為了抑制物價上漲幅度，更為了收縮過去兩年粗放式的投資慣性，從而避免我國經濟可能出現的系統危機。
　　很顯然，與放松流動性可能導致我國經濟的系統風險相比，從緊貨幣政策引發的部分中小企業倒閉，對整體經濟所產生的負面影響要小得多。更何況，當下部分中小企業的倒閉，銀行信貸收縮僅是表層因素，除了歐美債務危機導致的全球外需大幅減少外，相當部分原因卻源自其內在——金融投機過多、產業升級過慢、非關聯擴張過快、企業治理過亂等。
　　相對放寬對中小企業倒閉的容忍度，并非意味著銀行可以置身事外，而是必須要認清當前宏觀調控的主次矛盾。銀行在堅持從緊貨幣政策的同時，應盡快降低我國銀行金融業的準入門檻，給予民間金融相對合法的地位，并積極引導“高利貸”走向合規經營之路。
　　而如果我們不對中小企業倒閉的原因進行深入分析，不對“高利貸”等形式的民間金融進行合理疏導，而僅是應急式地大開信貸閘門，其結果雖可解中小企業的一時之需，但難從根本上解決中小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并且，在這個過程中，極可能導致部分中小企業的信貸依賴，從而延緩其轉型升級的步伐，并會給我國銀行業的未來形成巨大的壞賬隱患。
　　這并非沒有可能，回顧我國銀行業改革的歷史，因給實體經濟救急或過于遷就地方政府，大開信貸閘門后曾多次形成風險。如1992年至1999年為配合各地政府大上項目，我國銀行業在這個階段形成的壞賬額度曾高達4萬億元，工農中建交五大行的財務嚴重資不抵債，最終由中央政府通過財政發債、外儲注入、財務重組等手段予以買單。而在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后，我國為避免經濟遭受打擊，除中央政府4萬億元的直接投資外，更是鼓勵各大商業銀行放松信貸控制，支持地方政府加大投資規模，其結果即是今天不良貸款率高達10%左右的逾10萬億元地方債務，以及持續高企的通貨膨脹。
　　面對部分中小企業的倒閉，以及實體經濟的增長減緩，我們應系統分析、綜合權衡，從源頭上解決其融資困境，而不是急切放松信貸控制，將部分中小企業倒閉的風險轉嫁給銀行，從而給銀行的未來發展埋下隱患，并將“價格穩定”的首要任務功虧一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