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決當前的“高利貸”問題，目前有兩大主流觀點：一個觀點直指民間放貸機構的貪婪，認為它們吸食經濟實體利潤，應該整頓打擊，規范市場；第二個觀點以不少學者為主，將“高利貸”危機歸結于中國利率的非市場化，呼吁盡快放開利率管制。這兩種建議聽起來似乎有道理，但卻沒看清楚扭曲民間借貸市場的本質所在。
　　筆者認為，在眼前資金異常緊張的時候，打擊整頓民間放貸機構只能繼續推高“高利貸”，實不高明。首先，畸形的“超高利貸”大部分發生在有“黑”背景的個人、地下錢莊、冒牌擔保公司的身上，而正規小額貸款公司、民間擔保公司由于監管和長遠經營的戰略考慮，業務上的貸款利率比我們在媒體上見到的低很多，不能與地下錢莊或日息借貸黑市相提并論。
　　再者，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微觀個體追逐利益的行為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源泉，搞市場經濟就不能指責市場里的逐利行為，況且對于不合理的逐利行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有自我清理機制，無需人為過多干涉。“高利貸”就是利率比較高的貸款，利率的高低由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之所以高，那是因為需求太過旺盛。在“高利貸”這個嚴重供不應求的市場結構里，“高利貸”貸主代表供給方，僅此而已。
　　受意識形態教育的影響，人們一直認為“高利貸”是社會罪惡，但在當前市場經濟帶來巨大社會福利的時代，這種輿論導向是不可取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營經濟是在緊箍咒放松的大環境下自己發展起來的。按照銀行信貸管理中的授信制度、資信評估制度，最需要資金的中小微民營企業要想得到資金是不可能的。因此簡便、快捷的民間融資成了廣大中小型民營企業融資最重要的渠道。在我國，凡是民間融資發達的地區，就是民營經濟發達的地區，比如浙江的義烏和溫州、廣東的深圳和東莞。打擊整頓民間放貸機構，對緊張的民間信貸市場而言只能是火上澆油。
　　對于不少學者提出的“加快利率市場化”，筆者認為在目前需要解決問題的階段，這一建議顯得過于遙遠，意義不大。為什么說利率市場化過于遙遠？其實很簡單，就是在目前的利率制度下，存在巨大的利益相關群體，老制度延續的慣性很大，新的利率制度改革不是三五個年頭的事情，中小企業眼前的資金“近火”等不了那樣的“遠水”。
　　基于以上判斷，筆者認為，要在較短時間里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和消除資金成本畸高的現象，只能從供給上著手。但這里不是呼吁貨幣政策的放松，我們需要解決的是民間信貸市場的供給結構性問題。我國貨幣投放其實一直保持較高的增幅，即使在今年政策趨緊的年份里，M1、M2月度增幅最低也達到了10%以上，大水門前過，卻難到我家！“高利貸”的根源，在于為中小企業服務的民間信貸市場規模不足，是結構性問題。
　　對此，筆者有幾點建議：
　　一、快速擴容民間信貸市場的供給主體。
　　國有銀行、信用社和城商行、信托公司等大型金融機構能部分地服務于民間借貸市場，但僅能覆蓋其中的小部分高端需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研結果表明，我國中小企業融資貸款在銀行貸款中的比重在10%左右，相對中小企業的經濟貢獻來說占比顯得非常低。
　　相對巨大的需求，服務中低端市場的正規貸款機構數量太少。美國8000家銀行里，就有高達7000多家小銀行服務于各種細分次級貸款市場。中小型貸款機構因其草根性和地區性，可以派信貸員走鄉串戶，通過人脈和社區調查低成本獲得借方信息，這些信息對于判斷客戶的風險非常有幫助。這么瑣碎微小的業務大銀行是做不了的，只能依靠中小型金融機構，重點壯大中小型貸款機構是當務之急。具體而言，一是加快發展小型銀行。2009年6月，銀監會在《小額貸款公司改制設立村鎮銀行暫行規定》中提到的村鎮銀行，須在股權控制等方面有所改進，以提高民間力量參與的熱情。二是加快建設城鄉行業型貸款機構，行業內貸款機構也具有信息對稱、風險易控的特點。三是加快建設特殊人群貸款機構，比如，孟加拉“窮人銀行家”尤努斯的貧困女性專門銀行。
　　二、 放寬監管，容許資質好的小額貸款公司吸儲放貸。
　　現在的法律框架下，小額貸款公司不能吸收公眾存款，民間信貸機構自有資金再多也是有限的，今年很多機構受高額利潤驅使，采用各種手段變相違規吸儲攬存，而后再高息貸出去。市場是客觀存在的，堵不如梳，建議將實力雄厚、運作規范、能承擔社會責任的小額貸款公司轉型成微型銀行，開放吸儲攬存業務，讓其通過擴大業務總量擴大利潤，消除其因資金有限而過分追求周轉率和單筆利潤率（高利息）的沖動。這對壓低畸形的超高利率，維護中低端民間信貸市場的良好秩序，消除地下錢莊、黑社會、“黑”人的違法、暴力放貸行為都大有幫助。
　　三、改變地方政府官員考核機制，減少低效、浪費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從中釋放寶貴的銀行資金。
　　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國有企業貸款大約占國有銀行貸款總量的40%~50%。筆者認可銀行貸給國企的資金是有效益的，再怎么說，國企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部門，能引發需求、穩定就業。資金照顧國企也是間接的為中小企業創造市場，我國很多中小企業是依附國企生存的，沒有經濟效益，也有社會效益。但地方各級政府的很多項目，就很難說具有什么經濟和社會效益了，不少項目的投資決策往往由領導意志決定，缺乏合理的綜合評估和效益評測。在政績競賽下，市長“逼”行長放貸的情況時有發生，同時，這些項目容易滋生權力尋租和貪腐行為。不少地方政府低效項目對中小企業融資有很顯然的擠出效應。
　　因此，如果改變地方政府官員考核機制，消除地方大員唯GDP論的觀念，遏制地方政府干預銀行經營、放貸，將這些效率低下的巨量資金部分地釋放到民間信貸市場里去，無疑能發揮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