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時報:當前,許多學者認為我國現在正處在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當中,而你卻認為我國目前沒有通貨膨脹,做出這種判斷是基于什么理由呢?
劉福垣:要回答你這個問題,首先需要搞清楚什么是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是紙幣發行量超過流通需要而引起的貶值,是政府故意超量印刷鈔票造成的。而目前貸款并沒有超過存款,物價上漲不是印刷廠問題。通貨膨脹造成的貨幣貶值必然引起物價上漲,而物價上漲不一定是通貨膨脹引起的,自然災害造成的成本上升、供求失衡也是物價上漲的推動力量。我們必須搞清楚幣值和物價之間自變量和因變量的關系。不能固定不變地把貨值當作自變量,把物價當作因變量。如果貨幣是自變量,物價是因變量,發行量過多,貨幣貶值引起的物價上漲是通貨膨脹的反映;如果物價是自變量,由于成本上升,供求關系變化引起的物價上漲,貨幣購買力下降,貨值是因變量,這就不是通貨膨脹。我國目前農產品價格上漲有其合理性、必然性、長期性和偶然性,是農民工工資推動的農產品機會成本上升、農業生產方式落后、小生產和大市場的矛盾、自然災害等非貨幣因素造成的,這些都與通脹沒有關系。對于這種物價上漲,靠緊縮銀根是無濟于事的。
中國經濟時報:從9月1日起,個稅從2000元調整到3500元,約有6000萬工薪階層免除個稅,有關專家認為這將有利于調節收入分配,而大多數人則認為這只是杯水車薪,你認為用稅收來調節收入分配應把哪里作為突破口?
劉福垣:我認為用稅收來調節收入分配,主要是三句話,對勞動收入免稅,對資本性收入輕稅,對財產性收入重稅。把它展開來說,稅收應該是剩余價值的轉化形態毛利潤的組成部分,只有毛利潤中的租、息、利才是稅基,把勞動收入當稅基本身就是錯誤的。對工薪收入不管高低都不應該收稅,確保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和鼓勵擴大再生產;職能資本創造了就業崗位并增加社會財富,應該鼓勵企業資本積累,擴大再生產,為社會增加就業和財富,稅收應該盡量降低;而財產性收入,即租金和利息,是純寄生性收入,因此不僅應該盡快出臺財產稅,而且稅率應該高于其他稅種。把財產稅作為當前調節收入分配關系的突破口,用于補充社會保障基金。財產稅中的遺產稅應該盡可能重一些,鼓勵人們靠勞動、靠職能資本經營致富,而不能靠遺產過著奢侈的生活。從長遠看問題,遺產稅是實現資本發揮其社會積累的職能最為關鍵、最為有效的稅種。社會主義經濟是剩余價值大部分歸社會占有的市場經濟,遺產稅的稅率至少要超過50%,并且應該逐步提高。當然,對繼續行使職能資本功能的遺產應該免除遺產稅。為防止國民經濟過早虛擬化,我國應該盡快實施財產申報,開征財產稅、遺產稅。
中國經濟時報:進城農民工的諸多問題得不到解決,許多人認為這是戶口問題在作怪,你認為呢?
劉福垣:我認為戶口問題的背后是社會保障問題。我所說的社會保障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一種再分配制度。它不同于目前操作的對工資基金的扣除、強制儲蓄、建立個人賬戶的社會保險制度,也不同于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救濟或互助制度。真正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在按要素分配基礎上實行目標補貼、按需分配的再分配制度,資金來源于稅收,即剩余價值的轉化形態。
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已經改變了2.6億農民的分工角色,使他們承擔了產業工人職能,但是他們還沒有割斷與土地的傳統紐帶,社會身份還沒有改變。而阻礙農民工身份轉變的是社會保障的體制性短缺。這是我國經濟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焦點,是現代化陷阱的病根所在。我們必須下決心突破強制儲蓄商業保險的體制性障礙,一步到位地建立全覆蓋、納入中央財政預算、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有人要問,財政哪里來的錢保證社保開支?我的回答是中國特色。中國特色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有著雄厚的物質基礎的。所謂中國特色,就是中國的勞動者在面向勞動力市場的時候,并非一無所有,而是巨額全民共有資產的主人。我國目前除了政府資產之外,進入市場的歸全體勞動者所有的共有資產不少于300萬億元,人均25萬元,勞均36萬元,這些資產不用動本,不用動利,只要把租金和利息轉化為稅收,作為社會保障的財政預算,專款專用,就可以充分滿足失業、養老、醫療、教育和房租的目標補貼。只有在這種真正的社會保障制度下,農民工的社會身份才能根本轉變。隨著農民工身份的轉變,農民工子弟就學、土地流轉、空殼村等問題就會逐步得到解決。有了真正的社會保障制度,我國居民能夠正常消費,目前的高儲蓄低消費、低附加值出口、資金低價借出等等問題也將成為歷史。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是一個大國成為強國必須練的內功,悠悠萬事以此為大。
中國經濟時報:目前,中國物價高漲,首推就是房價。9月1日,溫家寶總理在《求是》雜志上撰文表示要堅決控制房價,而且要把限購令擴散到二、三線城市。你認為造成高房價的首要原因是什么?
劉福垣:我認為通過限購等措施打壓房價并不能從根本上把房價降下來,只能起一時作用。目前高房價的首要根源在于土地批租。一次性出讓70年的土地使用權,把70年的地租一次性計入房價。這實際上是用時間偷換空間,既抬高了當前的房價,又使69年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形成的土地增值落入當前批租者手中,一屆政府把70年的直接租當稅用,寅吃卯糧,侵犯了以后十幾屆政府的經營權和全民的產權。20多年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土地批租成為問題富豪、腐敗官員的主要孵化器,必須下決心廢除,用年租制來代替它。年租制是使用土地的租金逐年繳納,而且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逐步適當調整。土地的占用者只有使用權,沒有經營權,禁止企業和個人之間轉讓。這樣一來,房價由建安成本、平均利潤和供求關系確定,只含建設周期內的地租,至少降低三分之一。所以,我認為房價高的根本原因是房、地產連體流通,租、價、稅合流,不改革價格形成機制,直接打壓房價等于踩著油門剎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