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部分民企今年以來深陷高利貸漩渦，資金鏈條斷裂，以至幾十位企業主“跑路”。這些努力創業并有貢獻的企業家走到這種地步，令人遺憾，也發人深省。
　　我由此想到了一個問題：加工制造業不受重視，產業地位下降，經濟過分追逐金融化將意味著什么？如果放任那些私營企業主轉讓一手創辦并經營多年的企業，將變現資金投入股票、房地產、債券、基金以及礦山、金融機構的股權，專事直接或間接性的資產投資活動的現象蔓延，那將是一個去工業化的過程，也是投機性金融和食利階層膨脹的過程。這是否有利于社會和國家的發展呢？無論歷史還是現實，答案都是否定的。
　　眼下，在那些過分追逐金融戰略、將金融服務業作為重要支柱的發達國家，特別是在全球金融中心的美英兩國，憤怒的失業和低收入人群已走上了街頭，這種“過來者”的社會分裂教訓，昭示著涌向金融投機活動的潮流若是肆意泛濫，前景堪憂。
　　稍稍拉長歷史觀察鏡頭，過去五百年，凡全球最發達的國家，每當金融業占據主導地位時，一般都是其最頂峰期，但也是制造業等產業空心化或者去工業化最嚴重，輸出資本到海外投資最高峰，社會財富最為集中化，貧富差距最大的時期，然后就開始走下坡路，不用多久便讓位于后來的新興挑戰者。美國能否跳出這一魔咒？就目前的情況看，很難！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后的幾十年，從墨西哥和南美洲掠奪了大量金銀的西班牙成了世界首強。但源源不斷的貴金屬輸入，推高了國內物價，并使銀行借貸、債券買賣、金銀及其藝術品收藏和交易過度活躍。人們開始鄙視生產性工業和商業活動，紛紛轉向那些能輕松賺錢的投機性金融炒作，而原來作為經濟支柱的毛紡織業和鋼鐵業逐步衰落。以1596年王室破產為標志，西班牙走向沒落。
　　荷蘭的造船業、紡織業、機械制造業、糖類精制業等在18世紀中葉盛極一時。但從18世紀30年代開始，因為過度關注金融，制造商和貿易商被排擠出高收入行列。到18世紀中期，經濟史學家統計，城市管理者和公司董事收入的57%用于購買國債，25%用來購買股票和國外基金，12%用于購房置地。對債券、股票和國外基金的持有量成了財富和地位的衡量標準。這導致了工業和商貿業在18世紀50年代陷入困境，失業人口迅猛增長，貧富兩極化日益加重，曾經的繁榮變得衰敗不堪。
　　作為產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在十九世紀成了全球工商業中心。進入19世紀80年代后，英國人狂熱于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業，以及對外輸出資本。大約三分之一的貴族是金融和鐵路企業的管理者，但極少在制造業生產企業任職。1914年英國對外投資40億英鎊，占當時世界投資總額的43%。但在倫敦成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同時，基礎產業走向了衰落。1913年，占英國總人口1%的富人擁有了全國財富的69%，這些富人多為金融家、貿易巨頭，而工業企業主財富大幅縮水。大量資金和技術的外流，使國內基礎產業的升級換代變得艱難。
　　進入上世紀80年代后，美國轉向以金融和信息技術為基礎的“金融立國”戰略，將“金錢游戲”發展到了極致。從1995年起，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業超越了制造業，成為對國民收入和GDP貢獻率最大的行業，到2008年金融業利潤已占全美利潤總額的40%。1995年11月共同基金資產額首次超過了銀行存款總額，證券市場投資占到個人財富的26%，股票占到個人金融資產的50%，個人直接和間接持有的股票份額到2000年達到48%。1997年時，最富的10%家庭擁有全國凈資產的73.2%。財富的更加集中化，使美國經濟與社會變得異常脆弱，在迄今仍在發酵的“金融危機”中得到充分體現。
　　在這五百年萬花筒般的變換過程中，從來不乏清醒而理性的批評。1600年，學者馬丁·岡薩雷斯就提醒當時的西班牙，真正的財富源于不斷增長的農業和制造業，而不是貴金屬代表的金錢增多。1688年英國駐阿姆斯特丹領事威廉·卡爾注意到了當時荷蘭人丟棄了節儉生活的傳統，從中看到了衰敗的跡象。20世紀初英國保守主義代表約瑟夫·張伯倫一再提醒：“金融業過度發展將會使英國兩極分化更加嚴重，而且不能夠自給自足。總之，國家會變得‘富有而脆弱’。”“一個國家如果只充當‘票據交換所’的角色將很難存活于世。”
　　然而，這些理性的聲音并沒有阻止那些領先世界的頭號強國走向將貨幣變為可交易商品、扭曲貨幣交換媒介本性的金融過度化之路，也就沒有阻止被新興挑戰者超越的宿命。
　　中國在快速工業化的過程中，已成為世界最大出口貿易國。在這一背景下，中小私營企業主日趨艱難、紛紛轉向資產市場投機性炒作的勢頭格外值得警醒。至少，應當始終將金融業放在支持產業企業生產性活動的方向上，工業制造業和商貿業始終是財富和國家強盛的基礎，任何時候，去工業化主張都是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