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如同玩笑一般的示威，如今正從華爾街擴散到全美，甚至全球。與任何抗議不同的是，這些在“自由廣場”營地里堅持了近一個月的抗議者們，到現在都無法統一自己的利益訴求。他們的口號千奇百怪，要么相互矛盾，要么特別不靠譜，有人甚至要求關閉美聯儲，并廢除貨幣。
　　看上去，占領華爾街的只是一群為了抗議而抗議的游民。其實，風行全美的游行惟一能歸納的并不是利益訴求，而是一種普遍的情緒，一種對金融家以及現有金融體系的幻滅感。如同一間黑暗的屋子，誰也不知道哪個地方錯了，但總之黑暗就讓人憤怒。
　　正因為有這種理想主義的色彩，“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思辨色彩要大于實際意義。他們的質疑從為什么沒工作開始，到華爾街為什么能用1%控制99%，到質問為什么世界會如此，沒有訴求的抗議或許更可怕，因為理想主義中存在某種強有力的東西，成為變革最初的搖籃。
　　當然，要回答示威者的為什么是不容易的。與2008年金融危機時不同，這個問題的指向是系統性的，或說是整個金融“鐵幕”。單單指責某一方，肯定有失偏頗。比如，我們指責華爾街的貪婪，但在自由市場體系里，貪婪是經濟人的權利，為什么每個人都可以自利，偏偏華爾街不能？還比如，指責整個金融市場投機泛濫，但在華爾街看來，所謂投機與投資沒有任何區別，只是“成王敗寇”的結果，成則為投資，敗則為投機。屏蔽了投機，何來投資呢？
　　除了參與者，還有監管方。比如政府的一系列的紓困計劃，這是目前全球都流行的一種手法。其最大詬病是政府用的是勞苦大眾的錢，救的卻是身價億萬的銀行家，到最后銀行家瀟灑依然，而失業者遍布街頭。但不救又如何？現代經濟與金融信貸不可分地纏繞在一起，當華爾街的貪婪傷及自身的時候，它將額外的傷害帶給全體國民。這也就是我們常說華爾街的外部性，其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被不成比例的放大了，他們用一美元的私人成本，通過杠桿放大，綁架了100美元甚至更高的社會成本，在多數民主決策體系下，不救也得救，沒有選擇。
　　其實，現有金融體系下的任何一方，都不接受上述的指責，他們都有足夠申辯的理由和推脫的借口。這也是“占領華爾街”運動沒有統一利益訴求的原因，他們似乎找不到指向明確的“敵人”。苦主都沒有，何來賠償呢？示威者只能遵循一個簡單的邏輯：既然怎么選擇都是錯，說明錯的就不是選項，而是整個設計出了問題。因此回答占領華爾街示威者的為什么，必須回到金融的本質。
　　美國獨立戰爭之后，當時的財政部長、美國的金融之父漢密爾頓用三只新債券取代了原來戰爭時期五花八門的戰爭債，漢密爾頓的目的是利用價格發現機制，提升流動性，讓這３只債券成為美國未來前景的晴雨表。從這個意義來說，金融是服務于可流動債務的手段和技巧，這也是華爾街最初的使命。
　　但現代金融在發展過程中，又往前跨了一步。他們追求的不再是可流動的債務，而是可放大的債務。放大本身無錯，它本來是流動的“獎勵”，前提是先保障流動。但當放大成為了華爾街的目的時，災難性的后果就出現了。金融的目的被手段取代，不斷翻新的衍生手段，將利益相關的金融機構勾結在一起，形成一種金融“鐵幕”，或者借此獲得的一種“金融特權”。因此也有人認為，“占領華爾街”運動是民權向“金權”的挑戰。
　　要提出的是，負債并非金融的罪過。相反負債累累的政府，因其自身權力難以擴張，必須一方面依賴債券市場，一方面依賴納稅人，負債的政府、發行債券的市場、償還債務的納稅人構建了一個相互監督、相互依賴的穩定的憲政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