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高利貸大有泛濫之勢。央行統計的小口徑社會融資總量中，非傳統信貸的信用供給比例已經占據半壁江山。這個結構是最近一兩年內發生躍變的，這些資金的去向值得討論。
今天中國沒有什么行業的年度資金回報率能夠承接如此高成本的資金，只有資產泡沫的慣性使然。過去八年中，資產價格（土地、樓市和礦產）暴漲，確實帶來了投機盈利前景，而龐氏騙局往往在這樣的氛圍中孕育成熟。
當大量的信用活動不再考慮真實的第一還款來源（項目現金流），而普遍關注抵押品、保證等第二還款來源之時，從經驗來看，這個經濟體或已經進入較深泡沫狀態之中。資產泡沫是中國高利貸泛濫的土壤。筆者估計，可能一半以上的高利貸資金進入了房地產市場 。
最近八年，中國經濟的顯著特征是公共投資高速擴張，它使得房地產市場事實上已經從屬于財政，因為房地產是地方政府的融資機制。強烈投資沖動導致地方政府大量借債，因為預期地價不斷上升使得地方政府有錢還債。
盡管世界各地房地產市場支離破碎，但地價上升預期在中國仍然非常強烈，成為支撐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繼續頂下去，盡可能延緩去庫存周期到來的原因。因為他們深信地方政府比他們的日子會更難受。這也從需求方面推動了高利貸泛濫。
此前體制內企業憑借資金成本優勢直接進入房地產市場，造就了樓市泡沫的形成。中央政府不得不實施史上最嚴厲的樓市調控，中央企業被限制進入地產市場，但“漏損機制”支撐了這個市場的資金流。
擁有大量現金的體制內企業搖身一變成為準金融機構，許多中央企業都有各自的金融子公司。它們成了資金的掮客，這是中國融資市場特有的“雙軌制”。它們借助自身的融資能力，賺取利率上的差價及中介抽成。
龐大的地方政府債務也“綁架”了中央政府的宏觀政策。盡管通脹已經非常嚴重，但仍不得不將政策利息率限定在很低的水平，負利率使得儲戶深陷貨幣貶值的恐慌之中。大量資金從商業銀行“脫媒”，通過各式各樣的金融創新工具和灰色資金市場為樓市供血。
房地產開發商之所以能接受30%以上的借貸利息，在于手上有大量的資產儲備（土地），他們堅信政府會再次放松銀根，這些資產會以20%-30%幅度升值，去消化掉利息成本的上漲。
從另一個層面看，資金分配體制成為高利貸泛濫的“催化劑”。
宏觀當局為了抑制通脹，采取量化緊縮的手段將銀行體系20余萬億元的資金鎖定。但過去兩年中，新開工的計劃投資規模累計高達經濟總量的1.2倍，它們對于銀行信貸需求呈現剛性。銀行不得不向資金緊張的借款人發放新的貸款，來防止原有貸款變成不良貸款。中國的資金分配體制的必然結果是，只要政府的經濟活動擴張強勁，私人部門從正規金融部門受到擠壓的程度就越強烈。
擴張的財政支撐著公共投資，頂住了成本，擠占了企業部門的資源；而量化緊縮在扭曲資源配置體制（融資市場的“雙軌制”）下，客觀上賦予了國有壟斷企業、地方政府相對于民間經濟更大的資源優勢，抬高了全社會的融資成本和通脹壓力，擠壓了經濟中有效率的私人部門。
其實中國為抑制高利貸泛濫，中央銀行和銀監部門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收效有待提高。因為它們目前的職能無法觸及體制的根本。在筆者看來，只有財政從擴張開始收斂轉至中性，中國的高利貸才能從根本上失勢。
隨著政府經濟活動逐步弱化和經濟下行，即便現行鎖定資金的政策不馬上松動，融資市場高度緊張狀態也會出現實質性松弛。政府投資減速，資產泡沫才有軟著陸的可能。
如果中央政府容忍經濟減速的決心比想象的要堅決，樓市將失去土地財政支撐的預期。隨著時間的推移，失望的情緒會主導地產市場，開發商去庫存或會導致樓價比預期快的速度下跌，而高利貸也將失去滋生的土壤。
也只有在緊財政下，貨幣政策結構調整空間才能被釋放。我們一直建議，在抑制資金流向政府活動的前提下，應該有計劃地取消信貸配額制和下調存準率，逐步釋放資金供給和需求，經濟才更可能被導向軟著陸。因為隨著成本下行，企業部門投資意愿恢復上行，將逐步平滑政府投資減速帶來的經濟下行影響。而改善私人部門的資金供給，提高效率增加供給，都是形成通脹治理的正向經濟邏輯。
同時應該上抬長期低企的利息率（特別是儲戶的存款利息率）。這樣一來，一是讓不應該
“出表”的資金按照市場的方式重新回到銀行“表內”，這是利率市場化的真正含義；二是將引發資產價格下行，直接約束地方政府投資和財政需求。
從經濟邏輯上看，加息是改變貨幣條件，貨幣條件決定資產價格，而資產價格實質性地決定信貸條件的松緊。當貨幣條件收緊引致資產價格下行，即便沒有信貸額度的控制，對于政府投資沖動的約束也是實質性的，資產價格下行而致真實杠桿率上升，借貸人的能力才能被限制住 。
最近在主動和被動因素的推動下，政府投資降速已呈加劇態勢，這是一個良性的開端，宏觀當局應堅定既有的方向。從這個意義上判斷，高利貸泛濫態勢或已接近尾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