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民間高利貸成風，有愈演愈烈之勢。溫州20多家中小企業的老板“跑路”，引發了諸多社會問題。民間高利貸資金從何而來，政府從哪里著手進行監管，成為當前迫在眉睫的金融大事。
今年以來，在宏觀金融緊縮背景下，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資金周轉困難，于是民間高利貸在全國各地盛行開來。高利貸在浙江、福建、江蘇、內蒙古等地較為普遍和嚴重。浙江省溫州市、義烏市、寧波市、內蒙古鄂爾多斯（600295）市、江蘇省泗洪縣石集鄉、福建省廈門市、南平建陽市等都已成為高利貸的重災區，這些地方幾乎是全民從事借貸，涉及資金數以千億計。
從利率上看，上市公司放出的委托貸款年利率一般在12%-24.5%，民間貸款年利率少則30%-50%，多則高達100%甚至360%。而目前商業銀行基準年利率只有6.56%的水平。但高利貸從來就是充滿餡餅的陷阱。一旦高利貸投向的終端出問題，導致資金鏈斷裂，就會引發一連串連鎖反應，甚至危及社會安全。
上述城市已經發生多起高利貸崩盤現象，多名企業老板扔下數以億計的債務紛紛“跑路”。在溫州，因高利貸資金鏈條斷裂已有20多位大小老板“失蹤”，鬧得溫州市人心惶惶。這么多老板“跑路”，牽扯眾多機構和家庭，少則幾十萬、多則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的血汗錢被卷走。因此，無論從資金規模還是從利率水平看，中國目前民間高利貸愈演愈烈，風險逐步加大，如不采取措施加以控制，有可能引發部分地區的金融危機。
高利貸的土壤在于資金供求矛盾。眾所周知，中小企業融資難是個老大難問題，由來已久。在金融緊縮條件下，眾多企業資金鏈突然斷裂，而企業和居民閑散資金找不到投向，此時高利貸往往最容易發生。高度競爭行業中，企業趨于微利，與其辛辛苦苦賺血汗錢，不如直接停產轉行去做間接投資，或者干脆成立擔保公司、寄售處等，這樣來錢更快。與銀行有密切關系的企業和個人照樣能夠從銀行貸出款來，再發放高利貸，坐收漁利，導致資金外流，體外循環。眾多上市公司資金雄厚，但缺乏合理投向，于是也違規將資金發放高利貸。
目前，我國民間高利貸資金來源渠道眾多，很多地方可以說是全民借貸，涉及企業、銀行、上市公司、家庭和個人等眾多主體。在一些地方，包括國有商業銀行在內的眾多銀行資金被關系戶貸出，再高利貸放出。上市公司也成為高利貸資金來源。據人民網統計，到9月初，中國69家內地上市公司發布123份有關委托貸款公告，其中涉嫌放高利貸共35家，放高利貸金額達93.80億元。高利貸資金去向以受信貸緊縮影響較大的房地產、制造業為主。個別地方也流向了地下錢莊和賭博業。如鄂爾多斯市，每一個房地產項目都要向民間資本借錢，一般是40%-50%的資金來自民間資本，甚至有些樓盤的所有資金都來自民間資本。
上述很多地方已經發生高利貸危機。其他高利貸較為普遍和嚴重的省份雖然沒有大面積爆發出危機現象，但應該引以為戒。如任其發展下去，高利貸危機的大面積爆發是遲早的事。政府監管部門應該多管齊下，綜合治理。
首先，適當調整偏緊的信貸政策，尤其是對中小企業不應一刀切緊縮貸款，要有保有壓，靈活對待。銀監會6月份發布《關于支持商業銀行進一步改進小企業金融服務的通知》以來，有一定效果，應該繼續加大貫徹力度。
其次，加強對民間高利貸現象的政策規范和監管，將民間借貸特別是高利貸行為納入“體制內”一并管理和監管，不能因為超出銀行貸款基準利率4倍以上不受法律保護為由而對高利貸行為聽之任之。
第三，嚴格控制銀行和上市公司資金體外循環現象，避免國有機構出現巨額資金損失。
第四，加強公眾金融教育，以大量案例強化居民風險意識，要告知公眾高利貸行為從來就是伴隨著高風險，絕不能心存僥幸心理，暫時獲小便宜最終結果吃大虧。
第五，從長遠考慮，應該建立針對中小企業的綜合服務體系，真正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中國中小企業1100多萬家，個體工商企業3400多萬個，融資一直是老大難問題。
目前，中國正在醞釀建立中小企業管理體系的高層協調機制，設立國務院直屬或掛靠部委的中小企業管理局，推動中小企業減負和融資，這一措施有望從根本上解決長期制約中小企業發展中的瓶頸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