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頻繁爆出“老板無力還債而跑路”的消息,包括眼鏡行業龍頭浙江信泰董事長胡福林等著名企業老板。目前可證實的溫州老板“跑路”至少已發生20起。浙江副省長、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為此主持召開座談會,宣布要積極引導民間金融規范發展,“政府該出手時就要出手。”(《東方早報》9月27日) 溫州作為民間資本的先行者,一直具有風向標的特征,今年溫州民間資本從房地產領域撤出后,轉戰民間借貸,對資本來說是一種嗅覺上的靈敏,但對企業來說則是一種危險的信號。如今,隨著大量溫州民企的倒閉和老板逃走,危險已經呈現。而溫州民企經歷的風險,還有更多的地區也將遭遇到。政府出手幫助的同時,更應在體制上進行更加市場化的改革,才能有效防范此類風險。 今年南方民企遇到困境,既有銀根緊縮融資困難的原因,也有外貿訂單減少的原因。但隨著緊縮政策的持續,民企的融資問題已經向北方擴散,前不久吉林民企也出現了困境,吉林省工業和信息化廳副廳長白緒貴說,今年通過銀企合作、引入擔保機構等,也僅拿到400億的貸款和40億的其他融資,中小企業資金缺口還高達560億元,毫無辦法。而即使得到銀行貸款,中小企業也要有抵押、擔保等,貸款成本至少要12%,超過了大多數中小企業的利潤水平。即使這樣,能從銀行拿到貸款的也是極少數幸運者。民間貸款更是水漲船高,今年民間借貸利率直線上升,有的已經達到100%,少的也超過30%,且隨著利率的上升,借貸期限也越來越短。拿到貸款或借款的企業,也并非想用這筆資金贏利,而是在虧損的情況下能堅持存活下去。 與民企的窘境比起來,國企尤其是一些大央企,日子明顯要滋潤得多,因為銀行給央企發放貸款,可以說是一種“本職性工作”,是一種無風險行為,即使企業倒閉變成壞賬,也會由政府出面承擔損失。所以再緊縮的環境下,也不會對央企形成壓力,像2008年時,我國一直在執行緊縮政策,央企中國物資儲運總公司旗下的河北物流中心,卻可以向民企放高利貸,年利率高達36%。而據一些報道來看,這種情況也并非罕見,甚至已經成為潛規則。 溫州之所以出現比較明顯的民企老板“跑路”現象,與溫州民間借貸先行有關,如果不及時緩解民企融資難的問題,資金鏈斷裂向其他地區蔓延,其他地方的民企老板們也同樣會“跑路”。不過如何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卻是政府應當思考的問題。目前民間借貸利率如此之高,一方面說明融資之難,另一方面也說明投資之難。在目前的銀行體制下,寄望于銀行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不切實際,應該考慮如何將民間資本的投資與融資納入到一個規范的軌道。 降低融資成本,拓寬投資渠道,是合二而一的問題。只有解決好這個問題的兩面性,才能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化解民企老板“跑路”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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