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飽受詬病且試行不暢的“共有產權”模式,當下卻風靡全國各地,被地方政府奉為建設保障房的圭臬。據《經濟參考報》報道,今年全國1000萬套的保障性住房建設任務給各地財政帶來不小壓力,為盡快回籠資金,一些地方開始嘗試廉租房“共有產權”或直接出售廉租房的方式來緩解資金壓力,廉租房開始出現不同程度的“私有化”,由租房轉化為變相購買廉價房。 以上海為例,今年以“共有產權”模式建設的保障房,占上海全年保障房供應的47%,且早于7月底,共有產權房即已完成全年計劃的72%。而青海省與之相比,更是將廉租房實行合同管理,明確廉租房可以實行“共有產權”制度。 毫無疑問,共有產權房與公租房的本義相距甚遠。 共有產權房的關鍵點在于,房屋產權由保障戶與政府共同所有,保障戶所占產權的部分必須支付一定比例的購房款為前提,至于租金則是次要考慮;而公租房的本義,卻是房屋產權由政府(或政府指定機構)全權所有,保障戶沒有產權亦無需支付任何形式的購房款,租金對于保障戶而言則是重點考慮。 據此,可以認定,從產權屬性和關鍵訴求點出發,共有產權房更偏向于經濟適用房,而非公租房。而就真正解決保障戶的實際困難而言,顯然公租房解決的面更寬、且更徹底。那為何地方政府在今年保障房建設的具體執行中,與“發揮公租房在保障性住房中作用”的既定方針,卻發生如此嚴重的偏離呢?更何況,“共有產權”模式,早于2007年由江蘇淮安主導的試驗已被認定為失敗。 實際上,對于“發揮公租房在保障性住房中作用”既定方針的嚴重偏離,與其說是源于地方政府的主動創新,還不如說是源于地方政府無奈的選擇。這種對“共有產權”模式的無奈選擇,其根源即在于地方政府今年“財運不佳”,在面對數額巨大的保障房建設資金支出時,不得不進行變通。 根據今年保障房建設1000萬套進行核算,起碼需要投入資金1.4萬億元左右。這其中,雖然中央財政補貼1000多億元,但仍需地方政府財政支出4000億元左右,余下的近9000億元亦需要由地方政府負責融資籌集。而對于經受地產調控打壓以及融資平臺收緊的地方政府而言,這顯然是不易完成的任務。 但是,在今年保障房建設的既定目標面前,地方政府進度延緩的任何理由,均將受到問責。在今年2月由住建部代表國務院保障性安居住房工作協調小組,與各地政府啟動的“保障房目標責任書”簽訂后,核定10月31日前各地政府必須完成針對保障房的所有分配任務,而且將保障房建設與地方主要官員的考核緊密掛鉤。 在保障房考核大棒壓頂、考核大限臨近之下,地方政府不得不施展“財技”,用“共有產權”模式來解決保障房建設的資金困境。而這雖然偏離了今年保障房建設的初衷,但在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受限、融資平臺收緊的現實困境之下,相關部委不得不予以“寬容”放行。 本輪“共有產權”模式主導的保障房建設,嚴重偏離了“發揮公租房在保障性住房中作用”的初衷。在這種與初衷嚴重偏離的背后,不僅更多的保障戶可能因此得不到保障,更可能給地方政府產生謀利空間,甚至滋生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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