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經濟論壇2011年新領軍者年會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強調，我們將針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根據形勢變化提高政策的針對性、靈活性、前瞻性。
　　中國金融體制是一個典型的“政府主導型”。美國傳統基金會發布的2010年度《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說，中國復雜的金融系統被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中，四大國有銀行占據了超過50%的總資產；國家指導信用的分配，而四大國有銀行的借款首先給了國有企業；盡管自加入WTO以來，中國在不斷移除對外資銀行的障礙，但令人討厭的管制仍然存在，外資銀行只占總資產的2%。
　　筆者以為，在政府主導上，可以說，中國的金融體制與日本極其相似。日本“護送艦隊式”的金融制度、主銀行制度等曾為日本的經濟發展立下汗馬功勞。然而，成也政府，敗也政府，隨著日本經濟的起飛，這種金融體制逐漸僵化，并失去創新的活力。長期的“政府主導”型金融體制造就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隱藏著巨大的制度變革成本。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進行了數次漸進式和大爆炸式的金融改革試驗，均以失敗而終。
　　中國已經走在了與當初日本類似的十字路口。以證券市場為例，筆者曾對1992年至2010年的法律、政策和事件（統稱證券法指數）做一統計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在過去近20年間，每一個單位的GDP增長，有16.69%是由統稱證券法指數貢獻出來的，證券法指數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較為顯著的。但是，證券立法指數的收益卻呈邊際遞減狀態，這意味著，一個單位的證券立法帶來的GDP增長越來越低，換言之，我國證券立法、政策和事件的適應效率正在降低。
　　政府主導的金融證券體制，說直白一些，在一段時間，可以保證資源的合理利用，促進經濟發展；但是，一旦形成頑固的利益集團，就會存在路徑依賴，使得政策和制度逐步僵化，在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時候，反而成為市場的阻力，甚至在歧途上一錯再錯。也正因為此，在進行證券法制改革和創新的時候，必須考慮到該政策對未來經濟環境變化的適應效率。這種適應效率的決定因素是什么？站在政府主導、金融壓抑的角度，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市場的自由競爭程度。
　　溫總理強調要根據形勢變化提高政策的針對性、靈活性、前瞻性，我以為，首先，就應該逐步打破國有企業的行業壟斷壁壘，促進市場的自由競爭。政府后退，市場才能回歸。對于我國而言，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固有的立法模式已逐漸走到了盡頭，到了“二次轉型”的時刻，而轉型成功與否的關鍵，就在于政府能否順利退出市場，逐漸擔當守夜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