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十多個中央部門近期陸續公布“三公”經費之后，地方政府“三公”經費公開卻沒有跟上步伐，目前僅有北京、上海、陜西等少數省級政府公開了“三公”經費。有關專家認為，在現行行政管理體制下，地方政府的公車使用和公務招待費可能普遍較高，這使一些地方政府在“三公”經費公開上出現了畏難情緒。
　　實際上，在“三公”經費公開方面出現畏難情緒，既非始自今日，也非僅因公車使用和公務招待費較高。最初，當輿論要求將財政預算中的“三公”經費先予以公開時，不少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門就條件反射似的產生了畏難情緒，它們不約而同地拋出一個理由，稱“三公”經費與不同部門和具體項目掛在一起，涉及事項過于復雜和分散，預算編制上很難單列，統計起來難度太大，很難做到全面準確，公開沒有實際意義。
　　然而，中央連續幾年大力推動壓縮“三公”經費工作，每年壓縮下來的數字都向社會公布，這其實從根本上否定了“三公”經費在預算上很難單列、統計難度太大的說法。盡管有關部門的畏難情緒仍然揮之不去，但它們再也拿不出拒絕公開“三公”經費的正當理由了。
　　如西諺所言，“上帝拼命要掩蓋的，就是世人迫切想知道的”，一些地方政府在“三公”經費公開上存在嚴重的畏難情緒，主要是擔心自己在“三公”經費預算管理上的諸多問題暴露于天下，因而必欲以“三公”經費封閉運行的方式加以“掩蓋”。
　　長期以來，不少地方的預算管理粗放而混亂，特別是涉及“三公”經費的項目，要么是說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賬”，無法清晰完整地體現在預算表中，要么含有不正當甚至違法犯罪的運作，不敢正式體現在預算表中。鑒于“三公”開支是最容易滋生腐敗和群眾反映最強烈的領域，國務院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公開“三公”經費，就是選擇這個十分敏感的改革支點，促使政府“三公”開支規范化、集約化，倒逼政府預算管理進一步公開透明、科學合理。
　　一些地方政府對“三公”經費公開工作百般畏難，反彈劇烈，恰恰說明這項工作戳到了它們的“最痛處”。地方政府“拼命要掩蓋”，由此形成公布“三公”支出的阻力越大，公眾有針對性地施加的壓力就應隨之加大；公眾不斷推動政府“三公”開支和財政預算的規范化、集約化改革，才能使政府在“三公”經費公開和財政預算全面公開上積聚新的自信，產生新的動力。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的畏難情緒，還緣于對輿論“得寸進尺的批評”的某種擔心，唯恐不斷加碼的輿論壓力令自己不堪承受。如某市財政局一名官員曾在一個重要場合抱怨說：預算公開越公開越不討好，無論公開到哪個程度，媒體都能“雞蛋里挑骨頭”，真不知怎樣才能讓媒體滿意？他的抱怨中明顯帶有一種畏難情緒，值得認真對待和研究。
　　在改革年代，任何改革措施都難免受到輿論的關注和批評，因為改革越是深入，可供輿論批評的地方就越多，在公眾對改革的預期與改革的實際進展之間，永遠會存在著一定的距離。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后，輿論要求按照政府信息公開的規定，盡快實行政府預算公開；政府預算公開起步之后，輿論又提出預算公開應當充分、徹底，“公開是原則，不公開是例外”，特別要公開政府最敏感、社會最為關切的“三公”支出費用；等到九十多個中央部門和北京、上海等少數省級政府公開“三公”經費后，輿論又提出了更高的標準，要求“三公”預算支出公開應當具體、細化，不能只是一個大而化之的“粗線條”。
　　可以設想，如果不久以后，政府預算公開中“三公”支出及其他項目支出都做到了足夠具體、細化，輿論仍然會提出新的問題，會設定新的更高的標準，比如對其中某項支出是否合理提出尖銳質疑，或者對某個項目的績效和影響窮追不舍……
　　地方政府在“三公”經費公開上出現的畏難情緒，最終都需要地方政府通過預算公開的實際工作來排解。從根本上講，國務院的三令五申也好，社會輿論持續施加壓力也罷，都是為了推動政府預算不斷提高規范化、合理化水平——隨著政府預算規范化、合理化水平不斷提高，政府推行預算公開的動力也將不斷增強。政府部門應當善待輿論“得寸進尺的批評”，無論有多大的畏難情緒，“三公”經費公開和政府預算全面公開改革都要堅定前行，而不能走上“閉門預算”的回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