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物價持續了將近一年時間，迄今反反復復，財經界的“拐點”論屢屢失算，人們禁不住要問，物價漲勢何時休？反通脹政策何時了？
近期圍繞此類問題的答案多半是二分的：有說物價漲勢將逆轉，拐點不日將至。亦有說高物價還將持續下去，治通脹任重道遠。我以為這個問題的準確答案，須基于準確的視點去尋找。具體說就是須將短期與中期時間維度分開。
短期來看，物價可抑，且有下行跡象。短期有多久？一兩個季度內。至少有三大因素在促成通脹逆轉：第一個是宏觀經濟政策滯后效應。雖然松緊搭配的宏觀經濟政策治通脹效果較差，但由于不斷抽緊的銀根，依然抑制了相當一部分貨幣供應，因而對通脹依然具有抑制效應，只是這種效應大大滯后了。其次是行政壓制與干預效應。將近一年以來，尤其是近幾個月，從發改委等行政系統到各地方政府，都在關注與干預物價。經過幾個月的行政干預，這方面的效應也開始顯現。第三個是外在因素，這便是全球經濟減速的輸入式通脹減弱效應。筆者基于以往數據分析發現，如若歐、美、日三大工業化經濟體同時減速，則油價、礦產資源的價格會跟著下跌。近期歐洲經濟已呈零增長態勢，日本經濟負增長，美國經濟在失速，而國際油價的回調多半是對這種經濟回調的反應。加上人民幣逆勢升值，輸入式通脹壓力更小。
上述因素的合力，無疑都有助于抑制通脹，如若政策順勢推動，則物價可望在近期止漲回落。
然而且慢，這只是短期預期。就中期態勢來看，還不可這樣樂觀，中期內物價弄不好會反復。何以會反復？不談需求一邊的“錢潮涌動”，單看供給與成本一邊，至少有兩個大的“基礎因子”，預埋了未來通脹的隱患。
一個是產業投入成本的上漲。這系新舊增長模式轉換銜接滯后引出。我們知道，以往我國經濟增長屬于一種粗放型擴張，主要依賴“三廉價要素”，廉價勞工、廉價土地和“廉價環境”。目前的發展態勢明明白白地顯露，這個時代在迅速結束，取而代之的是各要素成本節節看漲的時代。既然要素的價格看漲，作為成本延伸的產品與服務的價格，豈有不漲之理？
另一個是效率損失。這與近一年來的宏觀政策有關。這一輪宏觀經濟政策特征是緊貨幣松財政，其一大負效應是抑制了市場導向型企業與機構的擴張，而將資源導向了政府依賴型及公營部門。由此必然導致效率損失。目前的情形是，“多種經濟成分”中最具活力的那一部分，亦即民營中小經濟體，越來越受困于融資難。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如若產業效率下降，單位產出的成本就難以降低，勞動生產率就沒法上去。要使成本得到補償，勢必要借助價格機制，由此埋下了下一輪通脹的隱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