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出租車罷運，公眾或多或少地都會產生視覺上的“審丑疲勞”。出租車罷運就像一場周而復始的戲劇循環出現，只是“演出地”不同而已。就在上月初杭州發生了大規模出租車停運事件。據悉，杭州市目前共計8000多輛出租車，其中大約一半到三分之二的車輛已停運。經過初步了解，路堵、起步價低、“份子錢”過高等是此次停運的主要原因，出租車司機紛紛提出要減少“份子錢”、提高起步價、降低運營規費等訴求。
　　縱觀全國各地的出租車集體停運，無非都是油價成本高企、起步價過低以及“份子錢”過高等因素。然而在這些因素中，媒體輿論關注的焦點更加傾向于批判不合理的“份子錢”問題上，認為出租車公司才是最大的利益“策劃者”和“既得利益者”。只要取締出租車公司，變為“政府—個體經營主體”的二元經營模式下，讓個體經營者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就能扭轉出租車罷運的上演。可問題是，這樣就真能讓出租車市場步入良性發展的道路嗎?
　　我們來看個現實中的例子，在浙江溫州市出租車市場改革上，他們做出了一次敢于“吃螃蟹”的創新之舉。簡而言之，就是將出租車經營權拍賣給個人或私營公司，中間取締國有或集體出租公司這個環節。這種由市場主導出租車行業運營的方式曾被人們歸結為“溫州模式”，因而一時名聞遐邇。在公眾眼中，認為溫州出租車改革的這一刀觸碰到了其“病灶”所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市場的發展，溫州模式終于還是在半路夭折了。
　　據了解，目前溫州市共有3329輛出租車，車主基本上是私人或私營公司。車主把車轉包出去后，然后由“遍地開花”的出租車介紹所再把車出租給外地人去經營，經過多層轉包，車主在家里即可照樣拿到“份子錢”，最后落到的哥手中的錢已所剩無幾。通過溫州這個案例，其實取締出租車公司制并不能徹底優化出租車市場。事實證明，只要有極高的準入門檻和政府授予的特許經營的限制，“份子錢”不會因為取締了出租車公司就可以消失掉，其實“份子錢”只和牌照的數量管理有關，而與是否為姓“私”和姓“公”無關。
　　歸根到底，要想優化出租車市場，政府就必須要與市場撇清利益關系，把本應該屬于市場化的服務消費品交給市場主體去調節與經營。只要政府放開出租市場的數量管制，下放經營許可權，那么無論公司制還是個體經營制，都會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其實再好的改革模式都不如“政府讓利”的模式更見效、更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