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讀書的時候，1978年底第一次聽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提出，20年內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我們一幫同學異常興奮。不過當時大家對于翻兩番是有疑慮的，覺得這是一個遙遠而難以企及的目標。可是今天，如果以1978年的GDP為100，2010年則為2054，32年翻了四番多。
　　中國經濟如果以歐美標準觀察，簡直遍地是問題，但這決不應該成為妖魔化改革開放30多年輝煌成就的理由。這就像剛出生的嬰兒一樣，隨意大小便，不給理由先大哭大鬧，難得給個笑臉還得千哄百騙，可是沒人會說，這小孩問題太嚴重了。對于中國經濟也得像對待這個小孩一樣，既要高度關注問題，也得充分看到成就。
　　現在很多人說中國經濟發展太快了，應該慢一點下來。這個慢一點，我的理解應該是個要素配置概念，即更多地注重生態環境保護，更多地注重經濟結構的多重均衡，更多地注重經濟與政治社會文化的多重協調，更多地注重人自身的發展。然而即使這樣，中國經濟在一個時期內，還是不一定能慢下來。對此的理由，除了改革開放這個根本因素外，是因為中國經濟具有三大“紅利”的堅實支撐。
　　一是“人口紅利”。當前的用工荒，其實是個年齡荒，即主要是青壯年勞動力緊缺。高端用工方面，大學生供大于求將持續相當一段時期，所以存在著開發高端人力資源的“第二次人口紅利”的重大機遇；低端用工方面，存在著招收稍高年齡段勞動力的市場，以及采取以資本替代勞動的技術手段，成本不一定就大幅增加。所以從現在開始，主要是一個低端勞動力結構性短缺的過渡期，距真正的人力資源全面短缺還有相當一段時期。
　　二是“后發紅利”。后發國家可以大量利用性價比極高的先進適用技術，從而在一個較長時期內，持續具有較高的資本產出率。20多年前，浙江的印染廠從香港進口小容量高溫高壓溢流染色機，現在則開始從意大利進口節水節染料型的噴墨印染機。進而看看瓦良格艦就知道，我們在技術上仍非常落后，所以這種后發紅利仍將持續相當一段時期。
　　三是“政府紅利”。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像中國的各級政府一樣，如此拼命地抓經濟。6月的一個周末，我在嘉興姚莊鎮講課，有鎮村干部和企業人員的三百多人參加。這種鎮里主持的講座，姚莊鎮一個月舉辦一次。回來時司機告訴我，周六不休息是正常的，休息是不正常的。我周六也曾去湖州的織里鎮講課，情況也大致如此。政府抓經濟當前確有較多問題，但這應該是一二個手指頭對八九個手指頭的問題。當然，十指連心，政府工作還是必須得有一個較大的、根本性的改進。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可以說是這種多重紅利支撐下的一個分配現象。人口紅利導致勞動所得占GDP比重較低，后發紅利進一步提升資本所得，政府紅利則源自全社會資源要素組織化程度的大大提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鄉人均收入年均增長雙雙高達7.3%，GDP年均增長更是高達9.9%。由此導致了收入向資本和政府傾斜的格局，導致目前勞動所得占GDP比重大致不到40%，資本所得和政府收入合計占GDP比重應該已高達60%以上。正是由此導致的長期持續的高積累，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一浪高過一浪，中國經濟全速前進。
　　因此，除非外需突然全面萎縮，除非國內出現重大問題，除非分配突然向勞動傾斜，除非資本不再追逐利潤，否則，中國經濟在一個時期內，就不可能有較大減速。即使出現減速，應該也只是階段性現象。這就像《樂府民歌》中《上邪》所說的那種情形，“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假定的條件不出現，假定的后果也不會產生。
　　當今中國能發展得快一點還是應該快一點。中國還不富，我們的人民還有太多的苦難；中國還不強，城市鄉村和軍隊都需要加快現代化進程。馬兒啊，請你不能慢些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