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佳節將至,“月餅稅”再次被媒體拉上議程。該稅被持續關注,是因為法律和情理發生了沖突,工薪階層在感情上難以接受。此外,不久前,在南京,領導的一個電話,當地稅務局就打算對婚前財產征收“加名稅”。或許,在國家的財政收入大盤中,加名稅、月餅稅等“小稅”,只不過九牛一毛而已,但從這些名目繁多的稅種中,我看到的是,我們要防止一步步走向“征稅陷阱”。 中國古代王朝的重復更迭,與傳統稅收體制緊密關聯。在開國之初,統治集團都短小精悍,稅收效率高,稅種簡單而輕便。但隨著宮廷、驛道、軍費的增加,享受特權的人也越來越多,納稅人口越來越少,于是,政府開始以各種名義加老百姓的稅。在封建社會,官僚不是世襲的,不能獲得永久性的稅收剩余索取權,竭澤而漁的行為就是其唯一的策略。這就是一個稅收的“公地悲劇”。 值得注意的是同時期的歐洲。從中世紀開始,國王的一切花費都出自他個人領地,對于領地之外的土地和農民,國王沒有權力直接征稅。在特殊情況下,比如戰爭爆發,國王加征非常稅必須與納稅人協商,這便是中世紀歐洲的稅權協商制。由于沒有中國皇帝那樣無節制的“征稅權”,國王只能通過“借債”來度過危機。 梁啟超在他的著作《中國國債史》中,開篇即言:中國自古無國債。帝國統治者高高在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竭澤而漁的征稅,使商業資本主義一次次被扼殺在搖籃中。 當西方發達國家仍在拼命借債的時候,我們卻在稅收的“公地”中竭澤。八年間,我國財政收入增長了近5倍,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卻只增長1.2倍。稅收理論中有一條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適度。經濟學上的拉弗曲線早就證明,高稅收會導致人們失去生產性努力。 在我國,征什么稅,該怎么征,幾乎都是由行政機關說了算,正因為這種隨意性,才會導致“領導電話通知征稅”的荒唐現象。征稅權與公民賴以生存的財產權緊密相關,稅收必須由國家權力機關或議會立法開征。因此,無論在法理,還是從現實需要出發,全國人大都應廢止稅收授權立法,回收征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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