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觀調控問題上，長期存在著若干認識的或理論的誤區。如仍不能消除這些誤區，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就還要繼續受到極大的妨礙。
宏觀調控是一種政府干預，但并非任何政府干預都是宏觀調控。這本是一個常識，但流行的觀念總是把二者混為一談，似乎只要是政府實行的經濟干預都叫宏觀調控，不論是哪個行業、哪種產品出現了諸如短缺、過剩、價格波動等不合意的情況，人們都要求政府對之“加強宏觀調控”。這樣來理解宏觀調控是不正確的。
所謂宏觀調控，是指政府對社會總供給、總需求、總的價格水平等經濟總量進行的調節和管理，它的基本工具是政府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而任何單一產品、單個市場的問題，都是微觀問題，政府對這類問題進行干預有時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這是微觀干預而不是宏觀調控。
明確地將二者區分開來是很重要的，這是因為，微觀干預通常是以政府行為來限制或取代市場機制的作用，如限價等管制市場的行為，而宏觀調控并不是對市場機制的控制、管制，而是在市場充分發揮作用的基礎上進行總量調節以達成某些特定的目標。
如果說在市場經濟中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是重要的，那么同樣重要乃至更重要的是政府要盡可能地減少對市場、對企業的微觀干預。
混淆宏觀調控與微觀干預的區別，在加強宏觀調控的名義下不斷擴大、強化微觀干預，這樣的做法不可能真正達到宏觀調控的目標，而只能造成對市場規則、市場秩序、市場調節機能的破壞，以致加劇經濟運行中的矛盾和混亂。
市場天然地會有波動，這本是市場機制發揮調節作用的方式和過程。如果沒有受到系統的、有組織的干擾和壓制，市場就能夠在供求、價格的波動中實現有效率的資源配置，市場波動的過程同時也是市場不斷地對波動進行平衡的過程。
當然，這種波動會帶來一些不合意的結果，于是人們希望政府對之采取行動。在現代條件下，由于政府擁有很強的“調控”手段，以致這種希望往往走得太遠，以為政府可以靠宏觀調控來“熨平”波動，使經濟永久地處于高漲、繁榮的狀態。但實際上，由于政府在信息、知識、決策方式等方面的局限，理想中完美的政府調控在任何國家都難以達到，因此對政府調控的盲信和自負是不切實際的，它往往造成調控不當、干預過度、政策調整滯后的問題，而使政府調控成為對市場機制自動調節作用的長期壓制和扭曲。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政府的調控一再熨平了市場的短期波動，也會在長期中帶來更大的波動乃至全面的危機，更何況人們屢見不鮮的是，即使在短期中，有不少調控也不僅沒有熨平波動，反而加劇了波動甚至導致大起大落的后果。
人們往往習慣性地以為，像1929年、2008年的大危機，都是由市場造成的，危機證明了市場自發調節的失敗，這是似是而非的看法，也是政府、政客們諉過卸責的最方便的遁詞。事實上，這樣的大危機恰恰是政府對市場長期實行不當干預的結果，是不恰當的政府調控（如長期的低利率，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市場的人為刺激等等）扭曲市場價格信號所長期累積的資源錯配后果的集中爆發。
宏觀調控為什么是必要的、重要的？流行的解釋是，市場調節方式有很大的缺陷，它只是一種盲目的、事后的調節，因而會造成諸如資源浪費、經濟失衡等等問題，所以必須由政府來進行宏觀調控，以克服市場的盲目性、市場的失靈。
這種解釋是不正確的，它還是因襲著計劃經濟的思想和邏輯，與舊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用市場的盲目性等等來論證計劃經濟的必要性沒有區別，只是在結論中換了一個詞。過去是說，由于市場調節是盲目的，所以必須實行計劃經濟，現在是說，由于市場調節是盲目的，所以必須實行宏觀調控。
這個誤區是人們容易把宏觀調控方式與計劃經濟的控制方式混淆起來的思想根源之一。
實際上，之所以需要宏觀調控，主要是因為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目標已越來越不是單一的，而是多重的，不僅要經濟增長，還要充分就業、物價穩定、促進收入均等化等等。這些不同目標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而市場機制主要是為單一的經濟效率目標服務的，它不能自動地同時實現這些往往互相矛盾的目標。但特別需要明確的是，不應將這一點看成是市場的缺陷或失靈，因為同時實現這樣的多重目標本來就不是市場的任務，超出了市場機制的功能范圍。
就像貓本來是抓老鼠的，如果它不抓老鼠，就是它的缺陷和失靈，不管白貓黑貓都不是好貓，但除此之外，你既不能要求它同時還會像狗一樣守夜，像雞一樣報曉，也不應將不守夜、不報曉看成是貓的缺陷或失靈。認識市場的作用，也是這個道理。二戰以后，各國政府普遍把實現充分就業、穩定價格水平、提高收入均等化程度等作為重要的施政目標和責任。這樣，一方面，僅靠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當然是不夠的，另一方面，市場調節本身的作用方式和過程即市場的波動（也不應簡單地認為這是市場的盲目、失靈等等）也會與一些特殊目標發生矛盾，從而被認為需要“熨平”。
于是，試圖由政府通過宏觀調控來爭取多重目標的協調實現，就成了一個普遍的選擇。因此，宏觀調控不是也不應當是對市場機制的限制或取代，而是以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為基礎的，是在這個基礎上，為達到某種特定的均衡（即加上了一些特殊目標以后的某種均衡）而進行的總量調節。例如，凱恩斯理論所要實現的，就是總供給和總需求在充分就業時的一種均衡。
所以，在宏觀調控與市場作用的關系上，正確的看法不是在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而應當是在市場充分發揮作用的基礎上進行宏觀調控。這樣來看問題，我們方能超越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避免對市場經濟和宏觀調控的雙重誤解。
把政府對權力、資源的集中當成是宏觀調控的條件，包括把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直接舉辦大型特大型企業并由這些企業來對種種重要資源、重要行業實行壟斷控制當成是宏觀調控所必需的基礎，以為這樣就能保證政府有效進行宏觀調控，這是由上述誤區而來的又一個不正確的認識。
這個認識同樣還是以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來理解宏觀調控，因此會以為越是要加強宏觀調控，就越是要強化政府對重要資源和行業的集中控制，以致本來是改革對象的舊體制控制方式、由于改革的遲滯甚至后退而使行政權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資源配置的狀況，反而在“中國模式”的名義下重新被看做是某種體制優勢。
那么，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為什么能夠進行有效的宏觀調控呢？這主要是因為充分發展的市場所創造的各種組織工具和組織技術為此提供了條件，使政府對經濟的管理和調節獲得了更多更有效的手段。
首先，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不斷創造出新的企業組織形式，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那些規范的企業組織制度，也形成了一系列獨立的社會中介組織（如在會計、資產評估等方面）。這就從微觀基礎上保證了政府宏觀調控的有效性，使政府的調控變得更方便，更易于操作了。
其次，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形成了包括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在內的統一、暢通的市場體系，特別是形成了發達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及其有效的運行機制。這就為政府的宏觀調控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和傳導中介。缺少這樣的市場條件，缺少在市場上發展起來的健全的金融機構和各種金融工具，政府也就難以實行有效的貨幣政策。
市場與政府及其宏觀調控的關系是這樣的：市場發展得越充分，越成熟，它所創造的組織工具和技術就越完備，政府進行調控的手段、條件因此也就越多，以致調控起來就越有效。
換言之，當市場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就會顯著地增強而不是削弱政府的力量。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能正確地了解為什么政府的宏觀調控會成為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
由于這個道理，市場越是受到限制，越是發育不全，市場對政府就越不“友好”，政府的宏觀調控就越困難，以致政府對市場也就越不“友好”，越容易對市場起“盲目的破壞作用”。越是大國，越是如此。充分發展的市場才是宏觀調控有效性的真實基礎，因此，真要是主張加強宏觀調控，就應當主張更充分地發展市場而不是相反，這才是合乎邏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