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物價高企是今年我國宏觀經濟第一要務。如何看待當前的物價上漲問題？應采取何種措施予以應對？帶著這些問題，《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了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國家發改委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建。他表示：中國本輪正在發酵中的通貨膨脹不是貨幣供給過量的結果，緊縮型的貨幣政策很難抑制通脹而只能壓抑增長，所以不宜使用貨幣政策反通脹，貨幣政策需要改變方向。
經濟參考報：您怎么看待當前的物價上漲形勢和成因？
王建：6月份消費物價水平創出新高，證明自去年10月以來的緊縮型貨幣政策，在9個月中對目前由食品、輸入、工資等由成本端推動的通脹沒有效果，而宏觀經濟理論說明，用緊縮型的貨幣政策對付由貨幣過多所導致的通脹，在半年后就應該起效。
有人說6月份會是今年通脹的高點，我不這么認為，因為目前的通脹主要還是被食品推動，比如5月份的CPI是5.5%，但食品是11.7%，近年來食品價格上漲幅度一直是整體CPI的一倍以上，而食品的核心是糧食。今年開春先是旱災，到5月份又轉為澇災，這種罕見的災害性氣候，對今年的糧食生產構成不利影響，如果夏糧減產，秋糧也減產，那么由食品推動的通脹過程在三、四季度都會持續，就是不可能低于5%了，特別是到秋糧上市的11月份，CPI破“7”也有可能，全年則不會低于5%。
中國目前的通脹，是由輸入型通脹、食品推動的結構型通脹，以及由工資推動的成本推進型通脹復合形成的，這三類通脹的共同特點，都是首先導致企業生產成本上漲，然后是企業為保住利潤水平，以提價方式向市場釋放成本上漲壓力，所以這三種通脹，又都可以歸結為成本推進型通脹。由于成本上升，企業對投資資金與流動資金的需求都會增加，所以也會引起貨幣量的增長，但是貨幣量的增長是結果而不是原因。
經濟參考報：許多人認為通脹的原因總是離不開貨幣超發，您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王建：這幾年通脹反復出現，很多人都把發生通脹的原因歸結到是中國的貨幣長期超發，由此形成流動性長期過剩，因此順理成章地認為應該通過緊縮貨幣來治理通脹。這樣的認識恐怕有很大問題，因為近十年來，特別是自2003年的新一輪經濟增長期以來，中國的貨幣供給量過大是依據不足的。
所謂貨幣超發，是指貨幣供給量超過了經濟增長的實際需求。從貨幣(M2)增長率看，1991—2002年的平均增長率是23.1%，同期的經濟增長率是10.2%，貨幣超前經濟增長11.7個百分點，而2003—2010年，貨幣增長率是18.9%，同期經濟增長率是10.9%，貨幣超前經濟增長7.2個百分點。所以貨幣增長率超前于經濟增長率的幅度，近8年來是大幅度下降的。根據西方貨幣學派的理論，貨幣超發導致通脹一般最長只有9個月的滯后期，如果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貨幣是嚴重超發的，那早就會爆發嚴重的通脹，而不會持續到今天才爆發，更不會在1998—2002年出現年均0.4%的消費物價負增長，也就是一般所說的“通縮”。
如果說是自2003年以來新經濟增長期存在貨幣嚴重超發，就更站不住腳，不僅因為近8年來與1991—2002年比較，貨幣增長率低而經濟增長率高，更是因為在新一輪經濟增長期中，中國經濟貨幣化的程度更深，規模也更大。
在轉軌過程中的中國經濟，貨幣供給量最終會被三個部分吸納，第一是經濟增長會吸納貨幣，第二是通脹，第三就是由市場化體制改革所形成的經濟貨幣化，比如以前產權和土地都不能交易，但是現在有了股市，土地也可以交易了，而這些都需要貨幣。所以，在貨幣增長率中扣除了實際經濟增長率和代表通脹水平的GDP平減指數后還有貨幣余量，就可以看成是經濟貨幣化所產生的貨幣需求。
比較1991—2002年與2003—2010年這兩個時期，前一個時期的年均貨幣余量是5.4個百分點，后一個時期是2.4個百分點，說明近8年來超過現價GDP增長率的貨幣余量顯著低于以前，但是必須看到，自2003年以來的8年，中國的貨幣化程度更深，規模更大。如果近十年的貨幣增長率低于前十年，而經濟增長率與貨幣深化的程度和規模又高于前十年，我們有什么理由認為近年來是貨幣供給過量，而導致了當前的通脹呢？
經濟參考報：如果貨幣不是導致當前通脹的因素，那么您認為目前的政策能夠解決當前存在的物價上漲問題嗎？
王建：既然貨幣不是導致當前通脹的因素，緊縮型的貨幣政策就不會產生抑制通脹的效果，而只能產生壓抑增長的效果。從壓抑通脹的宏觀調控實踐看，自去年10月以來央行已經多次提高了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存款準備率的提升可以看成是為了對沖外匯流入所導致的人民幣投放，但加息和貸款控制則是直接指向了通脹。緊縮貨幣對通脹的影響從國際經驗看，應該在6個月后能夠看到效果，然而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4月份前10天50個城市主要食品平均價格變動情況看，除了部分蔬菜價格在下降，糧食、植物油和肉類的價格還是在上漲，而國際油價正是在4月份上到了110美元的新高點。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說，繼續貨幣緊縮是不可能解決通脹問題的。
從今年一季度貨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看，貨幣M2的增長率是16.6%，而現價經濟增長率是17.6%，因此貨幣供給不僅沒有給貨幣深化留出空間，而且對經濟增長也形成了1個百分點的負面影響。有人會說沒有這低于增長一個百分點的貨幣供給，通脹就下不來，但是請不要忘記，2008年上半年當出現貨幣增長低于現價經濟增長7個百分點后，到下半年中國經濟就出現了急劇下滑，這中間當然有外部金融風暴的影響，但宏觀調控失度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目前由于貸款投放控制過嚴，企業普遍感到資金緊缺，民間借貸的利率也急劇飆升，這些情形都在2008年上半年出現過，所以如果堅持認為繼續加大貨幣緊縮力度，就可以抑制住輸入型與結構型通脹，就會重復2008年上半年的錯誤。
如果不能使用貨幣政策反通脹，宏觀政策的重點就應該向財政政策轉移，就是通過財政的轉移支付，對中低收入人群進行財政補貼，以使他們在通脹過程中的實際消費水平不下降。
經濟參考報：您的判斷引發了學術爭議，您如何回應？
王建：可能是因為我比較早地提出了近年來的通脹類型發生的變化，所以應當用不同的宏觀調控手段來治理的觀點，所以當有人撰文批評把通脹分出“結構型”、“輸入型”，從而不利于宏觀調控的時候，我就有點不自覺地要“對號入座”，忍不住要出聲辯駁，這絕不是出于狹隘的自尊心理，而是覺得不說清楚這個問題，的確不利于中國實施正確的宏觀調控政策。
反對的觀點認為，通脹的類型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貨幣超發，因此治理通脹的唯一辦法就是收緊銀根，正像牙痛一樣，“牙痛就是牙痛，哪有什么結構型牙痛”。
我想就以下幾個觀點談談我的想法。
第一，“成本都是買進來的，所以導致成本上升的唯一因素就是貨幣超發，因此就沒有什么因成本上升而導致的通脹過程。”
我認為，貨幣多了當然會引起成本上升，這沒有問題，但問題是，是否成本上升都是由貨幣因素構成的？其實在初級產品生產中，由于自然資源的豐裕程度發生變化導致生產成本上升，從而形成“邊際效益遞減”現象，早就存在了不知道多少年了，也早就形成了成熟的經濟學理論。舉一個例子來說，在煤炭生產中，由于開采深度增加，按照目前的技術規范，深度每增加100米，就必須增加一級提升和通風等設備，到達一定的深度后，還必須從木支護改變為金屬液壓支護才能保證安全生產，支護材料的使用密度也必須成倍增加，所以采煤成本是隨采煤深度的增加而不斷上升的，這是采礦業的常識。由此可知，一個煤炭企業所擁有的礦山，一開始的確是企業買來的，但是在買來后的開采過程中，開采成本卻是不斷上升的，而這種成本上升的原因只與自然條件有關，與貨幣無關。這種現象在農業生產中更為明顯。
所以，決定生產成本的絕不是僅有宏觀貨幣供應量這一個因素。而我之所以提出加息不能阻止人口增長，也不能增加土地供給，就是要說明貨幣變量不可能改變自然因素，因此對由自然因素變化所導致的通脹過程是無效的。
第二，“不存在什么輸入型通脹，因為如果通脹發生在中國外部，則不僅會提升進口價格，同時也會提升出口價格，假設進口價格提升了50%，那么把人民幣匯率也提升50%，進口價格就不會變動，而匯率提升會抑制出口，但是由于外部的通脹因素也把出口價格水平提升了50%，所以即使出口量減少了50%，出口金額仍然不變。”
我認為，賬這么算當然很清楚，但問題是假定了一個進出口價格都能夠獲得同幅度提升的前提。然而實際情況是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國外，在近年來的通脹發展過程中，都是上游產品大幅度漲價，而下游的加工業產品漲價幅度要小得多。從中國PPI指數看，2005～2010年上漲幅度為18.8%，其中采掘工業上漲幅度為88.9%，原材料上漲幅度為36.2%，加工工業僅上漲了8.7%，可見在過去6年里，上游產品漲價幅度是下游產品的整十倍。
中國是一個加工型的貿易結構，大量資源需要進口，出口則以工業制成品為主體。2010年中國在出口結構中，工業制成品比重高達95%，初級產品僅占5%，而在進口結構中，工業制成品占69%，初級產品則占到31%。由于國際市場也是上游產品大幅度漲價，下游產品漲價幅度有限，所以對中國來說，就是進口商品的平均漲價幅度要顯著高于出口商品的漲價幅度，比如今年1-5月，中國進口商品價格指數上升了16.7%，而出口價格指數只上升了9.4%。
可見，輸入型通脹對中國這樣出口類型的國家來說，是確實存在的，我們不能用假設的前提來代替實證分析，更不能作為制定宏觀政策的理論依據。
第三“同樣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背景，可日本也是加工型貿易格局，CPI卻是下降趨勢，國際通脹就是輸入不進去，可見中國的通脹也不是輸入的，而是由于國內貨幣超發造成的。”
對于這個問題，我想還是要具體分析一下日本的情況。近十年來，日本進入了長期的通縮過程，消費物價水平的確一直在下降，但這并不表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對日本就沒有影響，因為從日本的PPI看，在2005年以后也同樣發生了大幅度上漲，在到2008年的四年中總共上漲了13.4%，其中原材料價格指數更是大幅度上漲了66.3%。可見，日本的消費物價上不去，原因并不是國際大宗商品到了日本就碰到了銅墻鐵壁，只能賣個低價，而是在從上游向下游產品傳導時碰到了阻滯，這個阻滯，就是日本在1990年泡沫經濟破滅后長達20年的經濟停滯，而這個停滯強烈壓制了國內需求，使上游產品的漲價壓力無法向下游產品市場釋放，所以就改變了形態，變成了企業利潤與居民收入的下降。例如，盡管自2005年開始，日本經濟顯露出了一些復蘇的勢頭，但是2008年與2005年相比，制造業職工平均工資還是下降了2%。
所以，日本是一個特例，不能用日本來說明加工型貿易國家都不存在輸入型通脹，看看韓國、我國臺灣地區和印度、越南等這些同屬于加工貿易的經濟體，目前通脹已經發展到何種嚴重程度，就知道輸入型通脹不僅對中國，并且已經在世界范圍內成為事實。
如果用日本的情況來說明貨幣與通脹的關系，我想更應該注意到的一個事實，就是如果沒有一個強勁的內生增長動力，即使貨幣超發得再多，也不一定會引出通脹的結果，反而可能是通縮。現在大家都在指責美國不斷搞QE(定量寬松貨幣政策)，但是QE不是美國人的發明，而是日本人的專利，日本人在本世紀初開始搞QE，而且實行了長達十年的零利率政策，2001～2008年日本狹義貨幣M1的增幅高達63.7%，但同期按現價計算的經濟增長幅度連1%都不到。貨幣增長率超前于經濟增長率70倍，可是它不僅沒有發生通脹，反而經歷了長達十年的通縮。有了日本這個案例，至少可以說明一個道理，那就是貨幣超發不僅可能與通脹同行，也有可能與通縮同在。這個客觀存在應該對那些堅持只有貨幣超發會導致通脹的人有所啟發，因為這些人是從通脹這個現象來推斷是存在著貨幣超發問題的，然而如果貨幣超發都可能與通縮并存，通脹就不可能有貨幣以外的原因嗎？
經濟參考報：您認為本輪物價上漲最終會演變成惡性通脹嗎？
王建：在CPI“破5”之后，宏觀調控當局之所以下決心即使犧牲部分增長也要壓住通脹，很大程度上是擔心未來的通脹會失去控制，會演變成年率超過10%的惡性通脹，其實這樣的擔心是不必要的，因為由輸入、食品與工資所推動的“成本推進型通脹”，與由于貨幣超發所形成的“需求拉動型通脹”是不同的通脹類型，所以不可能演變成惡性通脹。
由于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泡沫不會被持續無邊際地拉升，而是有實際需求的抑制，以及金融危機的打壓，輸入型通脹就不會是單邊上升的態勢，而是會表現為大起大落，底部逐步抬高的過程。
從由食品價格上漲推動的通脹過程看，其源頭在于中國的人地矛盾，即由土地所提供的農產品供給增長率，趕不上由人口增長與人均收入水平增長所共同構成的食品需求增長率。在人與地這對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地而不是人，但是耕地雖然有限，卻可以通過提高耕地的產出率來增加食品供給。比如2010年與1998年相比，中國的耕地面積減少了6.5%，糧食總產量卻提高了6.6%，棉花產量提高了32.7%，油料產量提高了40%。所以，土地產出率的提高是耕地減少的對沖因素，因此也是緩和人地矛盾的關鍵因素。
人口的增長與土地的減少都是緩慢發生的，所以是經濟中的慢變量。從1998—2010這12年看，中國人口的年均增長率是0.6%，耕地年均下降速度是0.5%，再加上由于農業科技發展與農業生產投入的增加，不斷推動著土地產出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緩和著人地矛盾。而各地區的耕地占用，特別是沿海地區的耕地占用紛紛碰到了“紅線”，中國的人地矛盾就進入到了一個質變點，從而使食品推動的通脹具有長期性。
從實際情況看，2003—2010年的年均通脹率(CPI)為2.7%，而同期的食品價格年均上漲率為6.5%，按34%的食品價格權重計算，對這一時期消費物價的影響大約是年均2.2個百分點。考慮到未來的人地矛盾會趨于尖銳，食品價格的年均上漲率可能長期在年均10%的水平，因此對通脹的長期影響力，就是每年會將通脹推升3個多百分點。
再來看工資上升對通脹的影響。由于勞動力的短缺是進入到了所謂“劉易斯”轉折點，即勞動力的增長由于人口結構的階段性變化，開始趕不上經濟規模擴張對勞動力的需求，所以這種基于人口結構變化所產生的矛盾，仍然不是一個“快變量”。同時，在成本上升推動下，企業也不會只走提價這條路，越往長期看，企業消化勞動力供給不足的方法就越會向產品、技術與管理升級方面，尋求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潤的道路。所以各工業化國家的歷史經驗證明，勞動力短缺與成本上升，往往是一個國家企業與產業升級的動力。
綜上所述，由輸入、食品與工資推動的成本推進型通脹，其誘發因素或者是“慢變量”，或者是有較強制約，所以我認為，這三方面的力量所復合形成的通脹，不會導致年均10%甚至更高的通脹率。一般的情況下可能是在6%上下浮動。在國內外經濟都“過熱”，且大宗商品價格泡沫嚴重膨脹的時候，可能會接近10%，但是如果發生金融風暴和經濟危機，也不排除發生通縮的可能。
王建，男，漢族，1954年11月28日出生于北京，現任國家發改委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1982年畢業于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同年到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工作。1986年任副研究員，1992年任研究員，1993年被國務院授予“國家級有特殊貢獻的專家”稱號。1993年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1995年任國家計委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副秘書長。曾獲“中國首屆經濟改革人才獎”并被評選為“1988年中國十大杰出青年”。曾多次參與起草黨中央、國務院重要文件。
對通脹要重新認識
中國的通脹率，上世紀80年代是平均7%，90年代是平均7.2%，只是新世紀以來才降到年均2.1%。但是進入到經濟發展的現階段，中國的國內外經濟環境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像人地矛盾和勞動力供給，都開始發生階段性變化，世界資本主義也是在新世紀初顯著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這些大的歷史階段性的變化集中出現在最近十年里，由此也深刻改變了通脹的性質，所以長期忍受5—10%之間的通脹率，可能已經是繼續保持中國經濟長期較快發展的必然前提，不看到這些大的變化，仍然沿用以往的宏觀調控理論與政策，就難免犯“刻舟求劍”的錯誤，從而不利于中國經濟正常發展。
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經濟變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復雜，因此沿用傳統理論來詮釋當今的問題，就難免要出錯。人的正確認識來源于實踐，是對客觀世界的正確反映，當新事物出現后，人們需要一個過程去認識，所以認識永遠是滯后于實踐的，這就需要我們不斷地去認識新事物，不斷地用新認識、新理論來更新舊認識、舊理論，在這樣的基礎上產生的宏觀調控理論和政策，對指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才是有益的。
高增長與低通脹并存是經濟增長的最理想狀態，因此不是經濟增長的常態。改革開放這30年中，上世紀80年代通脹率年均是7.4%，90年代年均是7.2%，只是在2003-2006年這四年里，我們才經歷了經濟增長率超過10%，而通脹率在3%左右這么一段短暫的好日子。從國外看，發達國家有3%的增長率就算是高增長了，而歐洲央行把2%的通脹率作為其干預物價水平的上限，也就是說，歐元區是把3%的增長率與2%的通脹率并存作為正常狀態的。如果把這個增長率與通脹率的比例關系搬到中國來看，由于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率遠高于發達經濟體，如果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在9%-10%的時候，有6%-7%的通脹率相伴隨也該是正常的情形，更不用說在經歷次債危機后，由于發達國家央行為了救市都放出了天量貨幣，從而提升了全球的通脹水平。在這個背景下，前一段時間美聯儲和歐洲央行都放出話來，要提高對通脹容忍度的上限水平，可能會提升到3%-4%。因此對中國的宏觀調控來說，把通脹率破“5”作為必須進行緊縮宏觀調控的界限，就應該重新考慮了。
受企業和居民需求的制約泡沫過大總會破滅
從輸入型通脹看，源頭在國外，是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進入虛擬資本主義階段后，用衍生金融工具創造出天量貨幣，并用這些貨幣拉高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結果，也是金融資本分割產業資本利潤的一種新方式。但是如果金融資本用不斷拉高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方式，對產業資本的利潤分割得過多，甚至侵蝕到生產成本，就會導致產業資本由于生產成本過高而被迫收縮生產規模，從而導致對國際大宗產品的實際需求減少。此外，資源產品價格上升向下游產品的傳導，最終也會引起居民實際消費水平的收縮，而生產企業與居民的實際需求收縮，都會反過來壓抑大宗商品金融泡沫的膨脹，甚至刺破這些泡沫。到了爆發金融危機的時候，由于正常的生產過程被破壞，金融機構也紛紛倒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就會從暴漲轉為暴跌，這就是我們看到的在美國次債危機爆發后，國際原油期貨價格從接近150美元/桶下跌到最低40美元/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