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隨著中國CPI指數漸漸走高，“雙順差”壓力繼續上升，關于人民幣應盡快升值以抵御通脹等觀點也日漸聲高。當下，中國果真需要一場轟轟烈烈的人民幣升值運動么？恰恰相反，已經走過7年上升行情的人民幣，應進入一個三至五年的貶值周期，以合理保護國內實體經濟的生產能力，并以貶值預期減輕國際資本涌入中國的壓力。
人民幣匯率貶值幅度應該與CPI上漲幅度掛鉤，同時與存款利率提高幅度掛鉤。CPI上升意味著人民幣購買力下降，意味著“錢不值錢”。因此，通貨膨脹與匯率貶值掛鉤是符合邏輯的，而現行的通貨膨脹與人民幣升值掛鉤是反邏輯的，也是違背常識的。從這一角度看，通脹率達到5%，人民幣就應該貶值5%。人民幣貶值可以為加息打開空間，即，如果人民幣貶值5%，那么，國內存款利率可以提高5%。通過人民幣貶值來沖銷存款加息的利益，匯差和利差相抵，可以有效地抑制熱錢涌入中國。
當前，中國通貨膨脹率超過5%，一年來人民幣匯率反而升值5%，其間央行2次加息，國際資本的無風險套利收益(匯差+息差)超過7%，吸引了大量國際資本的涌入國內，導致基礎貨幣進一步被動投放和存款準備金率的提高。世界各國匯率和利率的聯動機制是：通貨膨脹>本幣貶值>銀行加息>貨幣供應量維持不變。但中國貨幣當局的“創新模式”是：通貨膨脹>本幣升值(企圖以此抑制通脹)>限制了加息空間>緊縮貨幣供應量和凍結企業流動資金貸款>產生通貨膨脹和經濟下滑的雙重壓力。可以說，近年來，中國的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陷入了違背常識的破壞性循環。
因此，完全有必要調整和重估人民幣匯率，人民幣需要進入三至五年的貶值期。人民幣匯率走了7年的上升行情，現在應該進入三至五年的下跌行情了。除了美元貶值因素之外，人民幣升值的內在原因是國內農副產品、生產用地、勞動力價格、電力能源等生產要素價格被低估和環境保護投入不足所造成的。這些生產因素價格和環保投入向上合理調整的過程就是人民幣匯率貶值和重估的過程。理論上分析，出口企業生產要素和環保投入所形成的綜合成本上升10%，相應的，人民幣匯率需要貶值10%。這種生產要素價格和匯率價格之間的升與降的組合是保護實體經濟正常運行的需要。制定匯率政策的主要出發點不是所謂的外匯市場供求，而是保護實體經濟的生產能力，讓生產貿易型企業能夠得到基本的利潤。生產要素價格和環保投入的調整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個過程預計需要三至五年的時間，因此，人民幣匯率的貶值也是一個漸進的、與之配套的過程。這個過程也需要三至五年。
國內各地出口生產企業面臨著要素價格合理上漲和環保投入不斷增加的成本壓力，這些成本壓力正在促進企業的轉型和產業升級。但是，企業轉型和產業升級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需要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配合。如果企業面臨成本和匯率的雙重壓力，企業將面臨經營困難甚至破產倒閉，社會資本將逃離實體經濟而進入房地產等投機性領域。長此以往，必然導致中國產業空心化和經濟泡沫化。人民幣匯率政策應在服從來自國際的要求，以及服從于國內產業升級和企業轉型的要求上取得均衡，而不能片面絕對化。對此，中國的經濟金融政策應進行認真反思。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幣匯率屬于宏觀經濟的總量指標，實施人民幣貶值政策需要結構性的關稅政策與之配套。比如，在面臨來自國際的壓力時，可以通過主動提高中國對該國的全部或部分出口商品的關稅，抑制對該國的貿易順差，以此形成出口政策的彈性；在人民幣貶值過程中，也可以提高一部分限制性產業和限制性產品的出口關稅，以此來抑制高能耗、資源類產品的出口。中國出口額60%以上是在華跨國公司形成的，因此，通過提高針對某些國家或某些產品的出口關稅來配合人民幣貶值政策、國內利率調整政策和貨幣投放政策，總體上也是值得的。
中國還需對資本項目進行必要監管，有效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以此配合人民幣的貶值周期。只要條件成熟，人民幣可以在全世界流通并與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的貨幣進行兌換，但未必要跟中國儲備的美元資
產掛鉤，正如美元目前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并沒有與美國的黃金儲備掛鉤一樣。在華的國際資本所獲得的人民幣資產和利潤，可以在中國國內通過資產交易方式換取貨幣形態的人民幣紙幣帶到境外。這才是真正的人民幣國際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