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上周五全球股市強勁反彈，標準普爾下調美國主權債務評級掀起的軒然大波，在資本市場上可能已告一段落。盡管未來還不能料定，但市場的過度反應可能不會再現；假如穆迪、惠譽再下調美國主權債務評級的話，市場會習以為常。
　　但事情尚未結束。首先，對標普的質疑就沒有完，甚至還演變為法律調查。據說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已展開對標普的審查，審查內容包括標普此次評級使用的數學模型，以及標普的哪些員工知道此次下調評級的信息。但這恐怕不是SEC要代表美國政府“報復”標普，而只是一個常規性調查。審查內容前者屬于信息披露的格式和來源是否合法，后者是在調查是否有人利用信息不對稱贏利。任何事關市場波動的分析報告都有可能被SEC審查，何況是掀起這么大風浪的標志性事件？
　　獨立評級對于金融市場運行和監管的重要性眾所周知。一個健康的市場經濟體，獨立的商業性評級機構可以在法律范圍內根據自己的專業水準和原則，對任何機構、公司、交易品種和資產價值進行評級。
　　標普評級報告甫出，美國財政部認為它漏算了2萬億美元預算，這可以視為評級觀點和方法之爭。評級過程中采納哪些數據、不采納和如何采納哪些數據，只要不違反法律規定，未必就是美國財政部對了，標普錯了。即使標普的計算有瑕疵，即使惹了大禍——不僅讓奧巴馬手忙腳亂了，也讓市場慌了——也無法懲罰它。
　　盡管標普這次可能是個不顧大局的壞孩子，但評級這種事也不能由SEC或美國財政部來做。假如評級由政府部門來做的話，政府在市場交易之中的監管身份就是雙重的，在它實施監管時，所有市場主體的信用級別，就只能按照它的標準來和它辯論。這樣一時的壞孩子可能沒有了，沒有約束的壞政府卻會更惡劣地存在。
　　SEC當然可以審查標普評級報告是否合法，但權力也要受到約束。它能以政府執法機構的權威，審查標普及其工作人員是否利用了這次報告進行信息不對稱的交易。但對于評級報告的內容和格式，即進行評級計算的數據模型是否恰當，SEC最多有責任強調某些硬性原則，如真實、全面和透明等，就如同它審查上市公司必須做到合規的信息披露一樣，而不能包辦如何評級，更不能強制要求標普所做評級分析必須符合美國財政部的評級設想。
　　市場其他反對意見也要一分為二。比如巴菲特認為美國主權債務的信用級別應該是4A，就是利益使然。因為美國主權債務評級下調，會導致一系列資產配置和監管要素的變化。最簡單的就是，當美國主權債務評級是AAA時，投資其中的金融機構就不需要計提風險撥備；而變成AA+時就需要計提風險撥備。這無疑事關金融機構的經營成本。而巴菲特等投資大鱷旗下有諸多按標普評級標準配置的資產，他當然不希望加大交易成本，在動蕩之中調整事關美國主權債務的資產配置。
　　事實上，這次標普事件中市場的動蕩不安，與其說是政府信用下降的后果，不如說這是一種必須支付的社會性管理成本，用以約束對政府信用的過度濫用。但效果如何卻相當難以判斷。標普下調日本國債評級多年，按理說日本發行新國債就應該提高發行利率，而事實卻沒有。美國國債未來的發行，可能也不會按照它的商業評級那樣發行新國債。市場上看上去很獨立的意見，雖然有可能暫時約束政府對其信用的過度濫用，卻不會撼動政府在市場上總是最大的利益主體，并擁有最大話語權。這如同美國總有唱反調的很強勢的媒體，也不可能徹底改變奧巴馬所有政策一樣。
　　至于為什么懷疑一下政府信用，市場就產生這么過度的反應，也未必值得過于擔心，這是市場習慣盲從造成的。有個名詞很形象地稱之為羊群心理，這種心理總是希望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權威聲音來明顯眷顧自己。但現實是，世界上永遠沒有這樣好心的牧羊人，包括政府，包括標普。
　　其實任何權威無論來自哪里，不論是來自政府還是其他機構，當它們的權威地位形成并大到不能倒，都只會格外強調自己的利益，也格外有能力維護自己的利益。標普這次的評級報告看上去有不畏強權（如政府）的獨立性，但這也不過是標普利益的最大化結果。和次貸危機中的雷曼兄弟破產前夕，標普給了該公司A+評級一樣，只有水平的區別，而沒有品質的區別。
　　冷靜地看待這次標普事件博弈，可以這么認為，它所揭示的美國主權債務有風險，不過是在重復證明一個常識：什么樣的政府都不是全能的；同時也警示，無政府是萬萬不能的，因為還需要一個執法的政府出面證明，標普真的沒有在故意的口無禁忌中，偷吃了不屬于它的糖果，如它曾多次涉嫌給垃圾債券評優良級一樣。
　　從這個角度說，標普事件中哪一種權威都有存在的必要，也很重要。但超乎各種權威之上的聲音，卻只應該有一句話：“讓他們為了自己，相互約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