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的國際經濟形勢使得投資者的情緒又回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狀況。投資者擔憂美國經濟疲軟可能演變成衰退，而歐洲債務漩渦正在擴大，形勢也很嚴峻。
　　在這種形勢之下，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面臨著嚴峻的考驗。這種考驗其實可以粗略地概括為：如何在通貨膨脹和經濟適度緊縮之間做到平衡。筆者的觀點是，貨幣當局不能迷失于亂象叢生的國際經濟形勢，而忘卻了穩定物價的首要職責，應將穩定物價作為第一要務。
　　貨幣理論和實踐證明，“物價上漲無論何時何地都是貨幣現象。”目前，在中國發生的物價上漲情況，也用事實對這句話作了很好的注解。數據表明，2009年，中國信貸總額增長占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9%；2010年，這一比率為34%。另外，自2009年初以來，中國債務總額攀升了40個百分點，達到GDP的160%，加上龐大的地方政府債務，由此造就了經濟中巨大的流動性進，而引發了物價全面上漲。
　　現在來看，通貨膨脹對經濟社會的危害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破壞了維持經濟自行穩定運行的價格機制，市場主體無法形成穩定預期，造成供給和需求的嚴重不匹配，致使經濟資源浪費巨大；二是對依賴固定收入人群的合理收入的剝奪。特別是后者，造成的沖擊對于發展中國家的危害尤烈。
　　對于通貨膨脹，我國貨幣政策當局始終保持警惕，也適時采取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央行多次上調了存款準備金率，多次加息。這些舉措對于穩定當前物價及其預期，產生了積極作用。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最突出的問題是通脹壓力依然較大、通脹預期依然較強。但與此同時，類似政策超調一類的論調不時出現，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偏緊，約束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我們需重視類似觀點可能對經濟決策產生的誤導。
　　首先，從經濟增長的源泉和動力來看。推動經濟增長的三要素是勞動、土地和資本。人力資本、技術水平的提升以及制度的良好演進，會通過勞動和土地使用效率的增加顯現出來；資本的作用類似潤滑劑，會加速勞動和土地產出的交換和分配，刺激產出的增加。
　　長期來看，資本的作用是中性的，所以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定性極端重要。上個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據弗里德曼等人的研究，罪魁禍首就在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而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多年實施寬松貨幣政策的美聯儲同樣難辭其咎。沒有以物價穩定為首要目標的符合經濟運轉需要的穩定的貨幣政策，也不會有經濟的平穩增長。
　　其次，中國經濟的存量和增量空間對金融體系呆壞賬的容忍度已處于臨界狀態。當前金融體系中不良貸款的比重已有上升的趨勢，對中國經濟的壓力會陸續顯現。上個世紀末我們曾經消化過一批金融業壞賬。當時，中國銀行(601988,股吧)業從技術上看已經破產，40%左右的貸款為不良貸款。但通過成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使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一次性下降近10個百分點。隨后，通過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及資本市場建設的不斷完善等改革舉措，金融體系才逐步步入良性發展軌道。
　　隨后2001年，中國加入WTO，外向型經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出口和外國直接投資（FDI）增長迅速；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鎮，城市化進程加速，由此帶動房地產和汽車行業的大發展，為緩沖因金融體系呆壞賬對經濟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沖擊，提供了較為充足的時間和空間。
　　而目前的中國經濟，無論是外部環境還是內部環境，與十年之前已大不相同。美國經濟出現無就業增長狀態，歐元區債務危機持續發酵，都對我國出口造成極大壓力；國內制度紅利和人口紅利日漸式微，舊有的以出口導向型和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只能通過科技創新引領的深刻的經濟結構調整才能為新一輪增長創造條件，進而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如果期望通過實施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以緩解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必然帶來痛楚，以期后續的可能的經濟增長為當前的政策買單，不僅在道義上的壓力巨大，僅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也只能是飲鴆止渴。
　　當下的中國發展，正面臨著新一輪世界經濟結構調整之難得機遇，能否緊緊抓住機遇而不是喪失機遇，關鍵在于要找準深化改革開放的突破口，切忌得過且過，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團的橫阻而延宕改革。唯如此，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尚有升騰之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