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強調法與道德的協同還是關注政府與公民的合作，其綜合績效無非是規范市場行為，確立一個公平競爭、規則透明和利益分享的秩序以推進誠信建設。誠信資本的增值不僅表現在降低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讓遵守法規的企業和君子不斷獲利，這樣就能使社會風氣向君子看齊。

　　要使食品安全領域的不誠信付出高成本，政府、企業和公民的合作治理是基礎性環節

　　“紅心鴨蛋”、“毒奶粉”的記憶尚未抹去，“牛肉膏”、“染色饅頭”、“瘦肉精”等食品安全事件又使人們的神經緊繃起來。盡管不乏輿論抨擊和道德規勸，食品安全法也出臺了，但問題仍然層出不窮，于是，有關食品安全靠什么的討論很自然地使人想到誠信問題。
　　我們看到了現代治理推進誠信建設的重要線索，不誠信行為必須為其違規付出高成本。反之，如果處罰很輕，或是由于制度和技術漏洞少有法律制裁，就會造成“破窗效應”:給后續的越軌以強烈的暗示性縱容，帶來更多的不法。很明顯，在市場趨利和陌生人交往的環境下討論誠信，僅僅照搬古訓“吾日三省吾身”是不夠的。如果不斷違規的小人能夠發財，社會風氣就會向小人看齊，而遵守規則的君子反倒成了傻瓜。這樣一來，道德底線被頻頻突破就毫不奇怪了。
　　要使食品安全領域的不誠信付出高成本，處理好法律、技術和道德的協同，特別是政府、企業和公民的合作治理是基礎性的環節。盡管食品安全法已經明確生產者、銷售者作為第一責任人，但是政府監管的職責、媒體的責任和廣大消費者參與治理也同樣重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搞好食品安全人人有責，下述制度創新和社會創新應當有利于誠信增值。

　　遇到食品安全有疑問和爭議，政府應幫助消費者實現便捷和低成本的質量檢驗

　　就政府而言，如何理順食品安全分段管理的體制、確立信用體系以及開發多種快速檢測技術等都是十分重要的。例如，沒有幾個醉駕者愿意承認自己飲酒過量，但酒精檢側儀會毫不客氣地指出醉酒的程度。由此看來，開發多種快速檢測技術有助于推進食品安全領域的誠信建設。
　　此外，一個重要的制度創新是一旦遇到食品安全有疑問和爭議，政府應幫助消費者實現便捷和低成本的質量檢驗。以杜絕“地溝油”為例，有官員稱要到2020年才能解決。如果有了快速檢測的試紙方便消費者使用，顯然可以大大加快進程。所以說，在幫助消費者獲得低成本的食品檢驗方面花些錢是一本萬利的事，這不僅有助于及時發現問題、敦促商家負起責任和增進政府誠信，而且可以大大降低由于大規模的商品下架和公眾恐慌所產生的高昂費用。因此，那些為推進食品誠信而創新制度和技術的人，也應當成為感動中國之人。這也說明，有賴于一系列制度和技術的跟進，道德宣示才不至于陷入空談。

　　需要消費者的參與治理，包括投訴、舉報和政策建議等，以便及時修補“破窗”，防止后續不法

　　就消費者而言，形成人人負責的氛圍包括媒體參與也是食品安全的重要保證。撇開地方保護和官僚惰性不談，單靠工商質檢部門的有限人員去應對成千上萬種商品的質量檢驗，其成本和精力確實勉為其難。這就需要消費者的參與治理，包括投訴、舉報和政策建議等等，以便及時修補“破窗”，防止后續不法。正是從這個層面，我們說制度如果沒有參與的支撐就容易陷于空轉，食品安全法有賴于從內心尊重它的人和持續的公民教育才能有效運行。
　　倡導參與以及公民教育也有助于營造對不法行為的普遍抵抗氛圍。例如，一些人痛罵不法商家見利忘義，可一旦有利可圖，自己就毫不猶豫地投入到制假販假的活動中去，其責任意識僅限于告知熟人不消費此類商品。所謂“做什么的不吃什么”就是指此類現象，扭轉這一風氣只有靠公民教育、輿論監督和法律約束。
　　誠信資本的增值不僅表現在降低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讓遵守法規的企業和君子不斷獲利，這樣就能使社會風氣向君子看齊
　　無論是強調法與道德的協同還是關注政府與公民的合作，其綜合績效無非是規范市場行為，確立一個公平競爭、規則透明和利益分享的秩序以推進誠信建設。誠信資本的增值不僅表現在降低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讓遵守法規的企業和君子不斷獲利，這樣就能使社會風氣向君子看齊，編織起一個遏制欺詐的主動防御網絡。
　　在合作治理的視野下推進食品安全領域的誠信建設，下述社會創新和制度創新也有利于誠信增值。例如，應當表彰那些對食品安全的制度、政策、技術創新作出貢獻的專業人士和普通公民，表彰那些理性應對食品安全危機，善于協商和妥協、解決沖突的人員。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當非法添加劑事件頻頻曝光時，專業人士對合法添加劑與非法添加劑的區分及說明，可以有效地幫助公眾理性面對食品添加劑問題，避免因噎廢食。
　　由以上討論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說現代社會講求誠信超越了傳統社會，那么，這種超越主要地不是表現在道德宣示上比傳統更高調，而是表現在一旦遭遇不誠信能夠找到更多的辦法來應對，從而在問題的解決中增值誠信。當我們不僅指出德育傳統在推進誠信建設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指出它的局限性;不僅探討在市場環境中使誠信增值的寬廣路徑，而且不懈地創新制度和技術來推進誠信，搞好政府、企業和公民的合作治理，也就在傳統和現代的交匯上實現了超越。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如何讓遵守規則的君子獲利并通過社會創新來推進誠信建設，中國傳統文化并非沒有資源。2000多年前，改革者商鞅設計了立木為信的獎勵辦法來昭告世人有法必行的道理，引得司馬遷把此事載入史冊。當然，在運用制度創新和社會創新來推進社會誠信建設方面，今人理應做得更好，這是因為我們眼界開闊而且選擇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