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3.2萬億美元資產猶如坐在火山口上，中國如何管理好越來越龐大的儲備資產，并根本改變被美歐債務“綁架”的局面已經成為關乎中國經濟金融安全的戰略性命題。
固定匯率條件下，外匯儲備成為一種內生變量，中央銀行無法事先控制外匯占款，而只能被動地適應外匯占款的波動，這使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增強，不僅導致中央銀行控制貨幣供給量的主動性和靈活性大大下降。
巨額外儲的形成固然是我國出口驅動型增長、“雙順差”國際收支格局下的必然結果，但也與外匯儲備形成機制直接相關。外匯儲備迅速增長導致外匯占款激增已經嚴重改變了我國貨幣供應結構。在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以前，我國基本上通過國內信貸來投放基礎貨幣，外匯占款僅占很小的一部分，約為26.4%。然而，在實施結售匯制度以后，央行為避免匯率的劇烈波動，采用發行基礎貨幣的方式來購買商業銀行持有的外匯頭寸，特別是隨著外匯儲備的持續增長以及央行實施的“沖銷干預”政策，使得我國外匯占款大幅飆升，從2002年末到2011年5月末，外匯占款由2.21萬億元增加到24.39萬億元，增長11倍，外匯占款遠遠超過外匯儲備余額。
外匯沖銷不僅會嚴重削弱貨幣政策的自主性，還將引起國內貨幣市場利率飆升。特別是隨著近期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不斷加強，熱錢通過FDI、國際貿易順差、外幣存款轉為人民幣存款等渠道的流入的規模將進一步擴大，也使得整體的金融調控的成本和風險上升。一方面被動投放貨幣過多，截至2010年，央行對沖率即（存款準備金余額+央行票據余額）/外匯占款余額約為80%，2010全年因外匯占款引致的基礎貨幣投放就超過3萬億元，但是另一方面，這又意味著央行還需要更多的央票來對沖被動投放的外匯占款，而央行發央票是有付息成本的，付息又等于再次投放貨幣，從而陷入了貨幣政策的兩難困境。
而從央行的資產負債表看，央行主要資產是外匯儲備資產，2010年外匯儲備資產占人民銀行總資產的比重為80%，分別是美、英、日和歐央行資產的1.3倍、8.1倍、2倍和1.2倍。從這個意義上講，外匯儲備增加的過程就是人民銀行資產增加和基礎貨幣上升的過程。
因此，為了避免外匯盈余繼續轉化為基礎貨幣量的上升，也為了減輕中央銀行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壓力，我國有必要在中央銀行和外匯市場之間設置某種緩沖屏障，而借鑒國際成熟經驗建立外匯平準基金是解決匯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相互掣肘的長效機制。
外匯平準基金制度最早始于1932年的英國，是當今許多國家用來干預外匯市場的儲備基金，一般由黃金、外匯和本國貨幣構成。其基本內容是由政府撥給一定的本幣和外幣資金設立外匯平準基金賬戶，由財政部控制，中央銀行只作為該賬戶的代理人對賬戶進行管理，通過外匯平準基金直接入市，并不影響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狀況，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資產不發生變化。可見，外匯平準基金賬戶避免了中央銀行發行貨幣來增加外匯儲備的被動局面，因此，外匯平準基金模式可以有效切斷外匯儲備與基礎貨幣供給之間的直接聯動關系。
除此之外，成立外匯平準基金也能有效應對浮動匯率制的波動。當外匯匯率上升，超出匯率設定的目標區間時，就可在市場上拋出儲備購入本幣延緩外幣升值；反之，當本幣升值過快時，就可在市場上購入儲備放出本幣增加本幣供給，抑制本幣升值。日本就是通過外匯平準基金干預日元匯率，外匯平準基金買賣的利差不計入基金的損益。此外，日本財務省還下設“外匯平準基金專項賬戶”，此賬戶系統記錄買賣外匯產生的損益以及融資與投資的收入與支出。財務省在使用外匯平準基金專項賬戶的資金進行外匯操作時，委托日本銀行執行。日本的做法對于當前既要增強人民幣匯率機制的彈性，又要打破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的中國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
外匯平準基金模式不僅涉及到管理主體的選擇，也涉及到各方面政策的協同與配合。那么，外匯平準基金該由誰來管理？外匯平準基金既可以央行和財政部共同管理（美國模式），也可以采取財政部為主要決策部門的模式，如日本，或是新加坡—財政部主導下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淡馬錫（Temasek）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的“三駕馬車”模式，而對于中國如此規模的外匯儲備，將其劃分為“三個一”，即基礎性外匯儲備、戰略性外匯儲備、以及收益性外匯儲備三個層次，各個層次均對應不同目標和相應的規模，來決定決策和管理主體也可能是一種多元化管理模式的新選擇。
未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快推進以及資本項目下有自由兌換的有序推進，央行從貨幣沖銷中逐步淡出是一個必然的過程，而在此進程中，將新增甚至一部分存量的外匯資產從央行資產負債表里移出來，設立外匯平準基金制度來消化外匯增量，給貨幣政策松綁，推進利率與匯率相協調才是化解外儲困境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