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男子李昌奎奸殺18歲少女、摔死3歲男童后，一審判死刑，二審卻改判死緩，引發了社會廣泛質疑，重壓之下云南省法院作出再審決定。目前此事仍在沸沸揚揚，在網民們發自真心的議論中，也摻雜了一些不負責甚至極端的言論，影響了網絡言論的誠信度。當前刑事司法環境到底如何？這引發了人們的深刻思考。
從李昌奎案的發展進程看，大致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云南省巧家縣茂租鄉鸚哥村村民李昌奎將一名18歲少女奸殺后，將其年僅3歲的弟弟倒拎用孩子的頭猛撞門致死，然后將兩名死者的脖子用繩子勒在一起。李昌奎逃跑數天，在警方發布通緝令后投案。去年此案一審由昭通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兇手死刑，今年二審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其有自首情節、積極賠償等理由改判死緩。
家屬因對判決不服找媒體反映并上網發帖，引發了社會高度關注，絕大多數網民認為應判兇手死刑而非死緩，有的甚至拿此案與藥家鑫案對比，認為此案情節更惡劣、社會危害更大，遂以“賽家鑫”稱呼此案。
此后，多家媒體對此事進行報道，云南省高院初步給出回應，稱正在對案件進行重新審核，建議公眾應尊重司法的獨立性，不要以“公眾狂歡”的方式判一個人死刑。這一說法在網上引起網民強烈不滿，認為法院不該把民意、民眾呼聲當做“狂歡”。
到7月13日，云南省高院決定對李昌奎案啟動再審程序。
到目前為止，李昌奎案的再審還沒有結果，云南省高院陷入了一場空前的輿論危機之中。但無論結果如何，這一案件都應當引發人們對當前刑事司法環境進行深刻思考。
麗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王斌介紹，刑事司法環境主要是指刑事法律規范適用的地域、時間和效果，包括外部刑事司法環境和內部刑事司法環境等。人文社會環境、內部環境、工作環境、區域政治環境、政策環境、輿論環境、地域環境等是區域內影響刑事司法和刑事司法權威的主要因素。良好的刑事司法環境，對確保刑事司法公正，更好地維護刑事司法權威和法制的統一，樹立人民法院公正權威的執法形象，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有著重大意義。
記者分析發現，就李昌奎案而言，刑事司法環境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人文社會環境方面。王斌介紹說，刑事司法的人文社會環境是人們對刑法及刑事執法、司法活動的觀念、態度和認知等社會綜合因素。
當前，傳統觀念、風俗習慣、民族文化等人文環境造成了刑事執法不均衡。例如，受古代重刑酷刑觀念、“嚴打”活動和“嚴打”方針政策的影響“從重從快”的刑事司法措施給人民群眾形成了治罪課刑必重的觀念。而如今的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與人民群眾治罪從重的要求產生了沖突，給刑事司法工作帶來困難和阻力。
云南省凌云律師事務所律師趙興祥介紹，在減少甚至廢除死刑的國際趨勢影響下，我國目前的刑事司法政策也呈現了逐漸減少死刑的趨勢。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我國刑法中的死刑罪名減少了13個，占死刑罪總數的19.1%，“少殺慎殺”的理念在刑事司法政策和司法實務中都有所體現。
在李昌奎案中，傳統觀念與現代司法政策的沖突表現得尤為明顯。如云南省高院副院長田成有在回應公眾質疑時就分析認為，當前的刑事司法政策強調“寬嚴相濟”，李昌奎有自首情節，如果不考慮這個情節就判死刑豈不成了“坦白從寬牢底坐穿”，今后誰還會主動自首？從死刑制度來講，如今強調“少殺慎殺”。但當前的刑事司法政策與千百年來沉淀于中國群眾思想意識中的“殺人償命”等傳統觀念產生了強烈沖突，尤其是李昌奎還殺了兩個人。這正是李昌奎案為何引發如此大的輿論爭議的重要原因。他認為“殺人償命”的觀念客觀上強調了“冤冤相報”，這是不值得提倡的。
騰訊微博開設的“李昌奎判死緩引爭議”專題中，截至7月21日，參與投票者中有8萬多名網友認為李昌奎應判死刑，占到了總數的97.95%。這正是受了傳統觀念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客觀上給法院帶來了莫大的壓力，無疑會對法院的判決產生一定影響。
如何讓群眾傳統觀念與現代司法理念較好地銜接，應當是司法界今后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從李昌奎案看，另一個影響較大的是刑事司法的輿論環境。
王斌認為，良好的輿論環境能促使司法人員更加小心慎重地行使審判權，起到鼓勵和發動群眾積極同犯罪作斗爭的作用，而媒體在法院審理判決前過分炒作、渲染，又會引起社會和各級領導的過多關注和指示，對刑事司法工作帶來干擾，造成量刑失衡，不利于維護刑事司法權威。
在李昌奎案中，由于來自輿論的壓力過大，記者從法院系統聽到了關于“輿論殺人”的擔憂。有司法界人士認為，近年來隨著網絡力量的興起，司法審判深受輿論干擾。
在云南，最明顯的例子是吉忠春殺人案，紅河州民警吉忠春酒后因停車問題與人發生爭吵，開槍將對方打死。當時輿論沸騰，傷及警察形象。有法官認為，正是帶有“仇警情緒”的多數輿論，影響了一審法院判決，故吉忠春一審被判死刑，二審才得以改判為死緩。
在全國，最近的藥家鑫案也是一個例子。陜西政法委書記明確“判處藥家鑫死刑不是迫于輿論壓力”，而是“從法律、政治、社會三個效果考慮的”。但有司法界人士指出，所謂的社會效果其實就是民意，民意的表現是什么？就是輿論。
對此，有法官認為，民意的表達是衡量社會公正的尺度之一，忽視人民群眾的合理訴求與司法為民的理念是不相容的。但民意始終只能是一種參考，不能代替法官獨立、負責的審判。尤其是處在輿論的風口浪尖之上，法官不能當墻頭草，簡單地遷就、依附于各種非理性、不正當的民意。不能讓輿論的壓力影響到司法的獨立與公正。
分析當前輿論可以發現，多數網友發表了理性的言論，但一些人也作出了極不負責任的言論和行為。例如有人說“我要去殺死法官全家然后去自首，肯定不會判死刑”；有人則對云南省法院相關法官和領導進行人肉搜索、大肆辱罵。
因此，專業人士認為，不能單純片面地追求所謂“社會效果”，社會效果應當考慮，但必須站在法律效果的基礎上，不能以犧牲法律效果去追求社會效果。無論如何，李昌奎案提醒法院今后在工作中，需要建立一種既能充分吸納民意，又能確保法官獨立工作的審判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