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央行今年第六次調整存款準備金率至21.5%的高位，各銀行資金不斷緊縮，部分銀行開始放棄收益率較低的個人房貸業務。即使仍可辦理，條件也日漸苛刻，單身人士、外地人士遭遇差別待遇，有的銀行甚至規定，具有公務員或事業單位身份的人方可辦理房貸。
　　“部分銀行個人房貸僅向公職人員開放”這樣的新聞標題足以讓許多人怒火中燒乃至破口大罵。其實冷靜分析，在貨幣政策收緊、貸款資金匱乏的情況下，作為“理性經濟人”的銀行自然會惜貸，選擇收益較高的貸款項目而減少個人房貸業務；選擇信譽較好、還款能力較強的貸款者，以降低銀行自身風險。銀行的條件設置是否合理可以討論，但銀行基于審慎、惜貸原則選擇性發放房貸，并無多少可指責之處。在某種意義上，銀行縮緊房貸業務與中央樓市調控政策是相契合的。
　　我們更應該通過銀行惜貸，關注其背后貨幣緊縮政策的風險。實行緊縮貨幣政策對于減少流動性、抑制通脹乃至給樓市降溫都是有利的，是當前形勢下的必然選擇，但它同時會帶來諸多弊端，就眼下而言，中小企業貸款難以及民間借貸對金融秩序的沖擊，這兩個弊端應當引起我們足夠重視。
　　隨著貨幣政策步步緊縮，中小企業向銀行貸款越來越困難。據央視報道，在珠三角地區，很多中小企業被銀行“斷貸”，即使是面向大型國企的貸款，一些銀行也悄悄提高了貸款利率。對于剛剛熬過國際金融危機的中小企業而言，他們急于擴大生產，卻遭遇資金不足、無處借貸的困境，生存艱難。不斷有消息稱長三角、珠三角出現中小企業倒閉潮，盡管有關方面予以否認，但所謂“無風不起浪”，資金匱乏成為眾多中小企業發展的瓶頸，這應該是一個基本事實。
　　對于怎樣為中小企業解困，人們存在著意見分歧。有人認為，應在適當加息以抑制通脹的同時，適當降低準備金率以改善中小企業的信貸環境；有人則認為，貨幣政策不應該也不會改變，解決中小企業的問題完全可以采取別的辦法，比如對中小企業實行特別稅收減免、將私人融資公司合法化等。雙方說的各有道理，但是，如果既不調整貨幣政策又不采取別的辦法，顯然是不行的。
　　在銀行被迫惜貸的背景下，民間借貸的利率正在節節攀升。當前的民間借貨并非只是個人與民間機構參與其中，大大小小的銀行也通過理財產品、銀信合作等方式卷入，以較高的利率進行攬存，然后以更高的利率放貸，“不得高于基準利率4倍”的規定形同虛設，一個個高利貸鏈條正在形成并向廣度和深度伸展。
　　在很大程度上，民間高利貸助長了通脹。一個鮮活的例證是，6月份CPI上漲6.4%，其中豬價飛漲是重要推手。據報道，由于資金周轉困難，絕大多數生豬廠家只能靠高利貸度日，以至于“千頭豬被搶走，只因欠40萬元高利貸”、“高利貸拖垮養豬創業之星”之類的報道屢見不鮮。高利貸抬高了企業成本，這些成本最終體現在物價上。
　　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投鼠”有必要“忌器”，如何在緊縮與穩健之間尋找一個“適度”平衡點，如何消除貨幣緊縮的政策風險，這是對決策者智慧的一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