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宏觀調控、中國金融改革，都已經到了必須要動“利率管制”這根硬骨頭的時候了。這不僅是一場利率市場化的改革，更是中國整體社會轉型和利益分配的大改革。
眼下，面對金融市場分割、民間高利貸和種種貨幣政策困局，中國的金融改革似又到了關鍵路口。作為配置資源的最佳信號，利率市場化才是促進中國經濟金融轉型、避免“國進民退”的根本之道。
上個世紀末，政府部門正式提出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目標，不過至今我國仍實施“貸款利率下限、存款利率上限”管控措施，利率市場化并未如愿。
與發達國家成熟市場經濟不同的是，中國轉型經濟中存在著二元金融結構，即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的分割。近十年來，由于正規融資渠道的利率和信貸管制，大量資金游離于正式的金融體制之外，使得央行利率政策的傳導較為復雜，并且常常遇到“梗阻”，這不僅損害了總體資金的分配效率，也不利于控制流動性的宏觀規模和投向。
利率管制實際上是政府對微觀經濟直接干預。在利率管制的條件下，國有金融機構控制了大部分的社會金融資源，大量的資金被配置到效益較低甚至無回報的項目中去，不僅惡化了中國的經濟金融“生態”，其“擠出效應”也成為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梗阻”。據統計，目前我國占企業總量0.5%的大型國企擁有50%以上的貸款份額，地方融資平臺貸款大約占比10%，這些貸款中的20%屬于低效貸款。
不僅如此，商業銀行貸款低利率的另一個結果就是轉換為國有投資的沖動，進而轉換為大規模投資。根據世行測算，改革開放30年中國年均9.8%的增長率中，6-8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幾乎都是來自于投資的貢獻。
今年以來，央行三次加息，貨幣政策由“寬”入“緊”，而市場融資需求旺盛，特別是中小企業的資金饑渴導致對資金的需求更為迫切，導致資金供需加速失衡。于是，正規金融與民間金融之間形成了位差，民間金融更有了填平其資金“水位”的機會，導致民間利率畸高。
根據人行溫州中心支行監測口徑顯示，一季度月份溫州民間借貸綜合年利率分別為23.01%、24.14%和24.81%，單季上漲11.91%，比上季度漲幅高8個百分點。同樣在民營經濟活躍的江蘇，民間借貸利率年息甚至高達60%以上，是一年期銀行貸款利率6.56%的近10倍。這對于那些既無足夠的固定資產甚至存貨作抵押，又無足夠的現金流以確保還本付息的中小企業而言，求助于民間“高利貸”、承擔比大企業更高的借貸成本確實是一個痛苦而又無奈的選擇。而那些真正有創新能力的中小企業很可能沒成長起來就倒下了。
因此，抬高整個社會的資金成本并不能真正引導資金的合理流向。只有建立以市場資金供求為基礎，以中央銀行基準利率為調控核心，由市場資金供求決定各種利率水平的市場利率體系才是促進中國經濟金融轉型、避免“國進民退”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