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病（the Dutch disease）
是指一國特別是中小國家經濟的某一初級產品部門異常繁榮而導致其他部門衰落的現象。20世紀7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國家的荷蘭發現大量石油和天然氣，荷蘭政府大力發展石油、天然氣業，出口劇增，國際收支出現順差，經濟顯現繁榮景象。但蓬勃發展的天然氣業卻嚴重打擊了荷蘭的農業和其他工業部門，削弱了出口行業的國際競爭力，到20世紀70年代，荷蘭遭受到通貨膨脹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長率降低、失業率增加的困擾，這種資源產業在繁榮時期價格膨脹以犧牲其他行業為代價的現象，國際上稱之為“荷蘭病”。
大量研究揭示了一個“成也資源、敗也資源”的經濟悖論：經濟發展過程中，隨著高價值資源的發現，中短期內會激發一輪資源投資熱和經濟增長高潮，并帶來迅速的財富增加，但在若干年后卻出現經濟增長逆轉，甚至引發經濟危機，如上世紀50年代出現的“荷蘭病”。近年的跨國比較也表明，自然資源匱乏的經濟體如日本、韓國、新加坡和瑞士等，一直有較高的技術創新水平和經濟增長率，而尼日利亞、安哥拉和委內瑞拉等許多自然資源豐富地區，其發展速度卻都很低（“資源詛咒”）。
究其經濟原理，自然資源開發熱會帶來某些資源品的價格高漲，在大量資本和人力涌入該行業追逐高利潤的同時，卻同時抬高了所有部門的要素價格，隨著部門間貿易條件的調整以及本幣升值，“要素轉移效應”和“產業擠出效應”會使得國內制造業逐步萎縮（去工業化）。為補償損失，該國可能對制造業實施貿易保護，卻反而使制造業的內生創新動力不足而不斷失去國際競爭力，從而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因此，獨享上天賦予的豐裕資源或謂幸事，但它并不必然導致好運，反而可能與一些對可持續增長極為有害的變量相聯系，例如人力資本投資嚴重不足（因資源業所要求的技術程度低）、貧富差距擴大、腐敗和尋租盛行等等。類似情形在非洲和拉美表現得極為突出。
中國是一個勞動力充裕、資源稀缺、中間品需要進口的制造業大國，因資源部門意外繁榮而引發普遍的要素價格上漲和產業排擠效應，也許不會在中國全面上演。但長期以來，地下資源豐富的山西、云南、貴州、新疆、內蒙古、東北等某些地區，已顯現出部分資源過度開采、污染嚴重且創新不足等通病，其經濟績效遠遜于自然資源匱乏的浙江、江蘇等地區。石油、天然氣、煤炭、礦石等自然資源部門的全要素生產率，在近年都出現了普遍下降。某些資源大省、區市甚至出現諸多社會經濟不穩定因素。
由過度依賴自然資源的“傳統荷蘭病”原理出發，還可引申出因過度追逐資產回報而導致的“新型荷蘭病”。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后，中國經濟的資本化進程加速，國有經濟快速增值，中國經濟也實現了持續繁榮。但隨著機器、設備、土地等大量資產存量從隱蔽到顯性化、從無價到低價、從價值回歸到高溢價，在貨幣擴張、外資流入和人民幣升值的配合下，不斷出現了國內外巨額資金向某些地區、某些資產部門過度集中和潮涌現象——這與“資源發現”機理相類似：某一領域的過快資產升值和過高利潤率，其后果不僅是過度炒作、投機泡沫，最終使得該部門很快衰退，更嚴重的是引發全社會要素成本過快上升、擠出制造業，出現創新動力不足、收入差距擴大等后果。對這類沖擊更應引起高度警惕。
第一，從企業角度看，巨大的“高溢價”使得企業對股票上市趨之若鶩，扭曲了企業、政府行為，也造成了畸形的資本市場結構。由于普遍存在一次性IPO溢價和后續資產升值帶來的高額回報，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大量中國企業把上市當作圈錢的重要渠道。上市公司的IPO、配股、增發、可轉債的轉股價格、轉股比例設計上都實行高溢價發行機制，中國資本市場的托賓Q值長期高于2，甚至達到3－4的不合理水平，分紅比例卻很低。股票市場資本化的投資激勵功能不斷被放大，而它本應具備的、對內生性創新的激勵功能卻受到抑制。近年來，中國的股票資本化顯現突飛猛進之勢，許多企業高管的個人財富、國有資產和財政收入都增加很快，但代表中國總體技術創新水平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卻出現了下降。
在此背景下，中國金融資產總量趕超、股票資本化趕超的速度都很驚人，但債券市場的容量卻少之又少，資本市場結構極度畸形。根據IMF、中國統計局及證監會數據的測算結果，中國金融資產總量（債券、股票和銀行資產之和）近年增長迅猛，2009年總值約達121萬億人民幣，與GDP之比達到3.6倍，已經在近年3.53倍的世界平均水平之上，超過德國（3.52倍），直追美國（3.9倍）。但資本市場結構卻嚴重失衡：股票市場資本化占GDP比重已達73%，僅次于美國（81%），遠超過德國（30%）、歐盟（43%）和世界平均水平（55%）；但私人部門的債務證券只占GDP的9%，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85%），無法與德國（105%）、歐盟（119%）、英國（117%）和美國（158%）相提并論。中國的高股票融資與低債券融資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第二，近年的土地與房產的資本化也已偏離正常軌道。首先，高地價、高房價引發諸多社會矛盾。房價上漲的原因不僅來自于城市化帶來的真實住房需求、土地資源稀缺導致的供求矛盾，以及市場投機因素，更來自于地價資本化中的政府土地出讓金不斷攀升。其次，隨著工業用地與住宅用地的價格重估，土地與房產價格不斷攀升，會帶來相應的城市生活成本、用工成本和生產成本等上升，這些成本的增加會使得產業競爭力下降。最后，土地資本化所推動的資源過度開采、環境破壞和收入差距擴大，導致人們生活質量下降，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
就宏觀層面而言，經濟發展就是一國存量資源的不斷資本化過程。如何把有形和無形的“隱蔽資產”適時且合理地轉變為可流動的、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本，由此促進有效的資本形成和提高經濟效率，對于后發國家具有關鍵意義。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處于大規模資本積累階段，資本貢獻在經濟增長中占據主導，資本化作用不可低估。但要指出的是，合理有序的資本化過程對于資本形成和效率提高有正面作用，但過快和過度的資本化不僅可能帶來低效或無效的資本形成，而且抑制了技術創新步伐，最終使得經濟虛擬化和長期經濟增長不可持續。
我國部分資源大省顯現的資源依賴的“傳統荷蘭病”現象，以及對實物資產（甚至無形資產）的快速資本化帶來的“另類荷蘭病”隱憂，都是與不合理管制的制度性因素相關的：其一，管制下的信息、資源和機會的不均等，是導致資源過度開采，導致資產投機、尋租、腐敗，以及部門、地區和人群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在“高門檻”和“稀缺額度”面前，掌握信息優勢及專業優勢的官員、企業家或資本所有者，很可能通過各種途徑（而不是內生性創新）來盡快獲利、謀求財富增值。其二，經濟轉型中設置某些管制壁壘是必要的，但不合理的管制成本和過多的中間環節會提高交易費用，或給企業實物投資帶來過高的顯性和隱性成本，或使得資本化過程中的經濟租金被無形損耗或流失。其三，政府主導的資本化過程可能會使政府沉迷于稅收和國有資產大幅度增值、GDP趕超和經濟繁榮的景象之中。總之，為應對兩類“荷蘭病”的隱憂，對現有增長模式進行糾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勢在必行。
未來經濟增長中，應當減少對自然資源與實物資產過度貼現的依賴度。因為伴隨匯率升值而來的各類資產價格如果被越炒越高，資本化的升值效應在短期內被急劇放大，經濟增長可能會變得虛擬化，副作用不斷顯現，制造業、服務業卻都會因為成本上升而失去競爭力，并引發諸多社會問題。為使中國經濟增長具有可持續性，筆者認為，通過制度建設保障機會均等，通過經濟政策激勵技術創新，促使從實物資本積累為主的趕超型增長模式，真正轉向以知識、技術等廣義資源驅動下的創新型經濟增長，是一個必然的選擇。政府目前已經或正在采取資源價格改革、抑制資產投機、結構調整、地區開發、減少收入差距、扶持民營經濟等綜合治理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還應特別強調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轉變政府理念和職能。高增長只是長期發展的一個階段，任何經濟在經歷高增長后都會進入一個平穩增長的過程。政府應轉變觀念，平衡短期和長期利益，通過強有力的政策引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二是機會均等，價格引導，規范競爭，減少行政性壟斷。三是政策激勵技術創新。四是強化人力資本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