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繼“末日博士”魯比尼唱空中國經濟后，
國內外唱空中國的媒體不斷增加，索羅斯也加入了唱空中國的隊伍，唱空的論點如劉易斯拐點論、人口紅利論、房地產泡沫論、地方債務問題、通貨膨脹論等，再加上前期一些海外對沖基金云集中國香港，并不時發出做空中國的言論，這不僅引發了人們對中國經濟的擔憂，也同時引發了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警惕。
那么，中國社會到底處于一種什么樣的狀態？這是一個值得密切關注的問題，筆者認為，中國社會經濟存在可控與失控并存的狀況，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金融的可控與失控并存。幾十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主要靠投資拉動，中國社會的金融資產在三十年內增加了約２３７５倍。金融危機以后，國家更是加大投資和信貸，強化投資拉動。隨著投資增加出現流動性過剩，物價通貨膨脹顯現，國家又開始緊縮貨幣政策，去年下半年以來４次加息，１２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雖然銀行的信貸緊縮有所控制，但是一些地方民間資本“活躍”，投資擔保公司泛濫，處于一種失控狀態。本來民間資本活躍是一種好現象，但是鑒于社會誠信的嚴重缺失，擔保公司違規吸儲、高息放貸的風險已經初步顯露出來。
據筆者了解，在一個中等城市，僅僅一年多時間內就冒出了大約四百多家投資擔保公司，在一個縣城明里暗里就接近百家擔保公司，實際上不少投資擔保公司根本就沒有得到工信部門的批準。銀監會數據顯示，全國融資性擔保法人機構６０３０家，而在工商部門登記的有擔保字樣的機構１９０００多家，這意味著２／３的擔保機構未持牌。受國家信貸調控政策的限制，有些銀行在貸款到期后，壓縮貸款額度或停止貸款，使企業資金鏈突然緊張，也使得這些企業不得不選擇民間的融資機構，而選擇民間融資的成本高出銀行利率的２倍，很多中小企業融資成本甚至高于３０％。雖然國有銀行或者股份制銀行的信貸總體得到控制，但是民間高息借貸，民間非金融機構泛濫處于一種失控狀態，加大了中國經濟的風險。
二是物價上漲的可控與失控。最近幾年土地交易實行全面市場競拍，土地價格成倍翻番，帶動了房價的瘋狂上漲。去年以來，面對房價的失控，國務院采取了一系列嚴厲的調控措施，但是房價始終沒有得到有效控制。隨著政府對安置房工程的重視以及土地占補平衡政策，土地供應、房地產開發和房價總體上仍然處于一種失控狀態。
另外，隨著土地價格和工業品價格的上漲，食品價格也輪番上漲。雖然國家出臺了不少措施控制物價的上漲，但是還有不少商品，特別是百姓日常所必需的食品價格上漲過快。據統計，今年５月份，豬肉價格同比漲幅４０．４％，對ＣＰＩ的“貢獻”將近２０％。６月上旬，全國３６個大中城市鮮豬肉批發價格比年初上漲了１９．２％。價格的輪番上漲處于一種失控狀況。還有，白酒競拍、藝術品競拍、所謂金融創新下的文交所亂象，讓公眾對價格失去知覺！
三是安全穩定總體可控，群體性事件需要警惕。從整體上來說，盡管近期南海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劍拔弩張，國家周邊的不安全因素增加，但由于國家實力的強大，國家安全尚屬可控狀態。而需要警惕的是國內不時發生的群體性事件，比如時常曝光大規模的食品安全事件；雖然國家頒布了《國有土地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但是暴力拆遷事件多有發生；在加強城市管理的同時，城管的暴力執法事件頻頻曝光……
另外，去年下半年以來到明年底，中高層人事多處于更替變更狀態，一些人出于對政治的更高訴求需要政績，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大量存在，這一點不時可以從地方媒體中看出來。另一些人則因政治的即將終結而私利膨脹，權力成為資本已經達到非常嚴重的地步，各地反腐的公報已經充分顯示這一點。
中國社會和經濟之所以出現“可控”與“失控”并存的局面，既是發展的結果，又是不協調發展的結果。由于中國經濟仍然處在一種結構轉換的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貧富差距不斷加劇，而要實現均衡、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消除這種差距，進行結構調整。然而，如果這種調整和結構轉換不夠適當就會加劇不可控、不穩定因素的增長，就可能引發社會的嚴重不穩定。一旦這種不穩定超出了可控的局面，就會有巨大的風險。如何消除這種風險，必須從政府自身做起，摒棄政績觀，嚴厲打擊虛假風氣，加強民主監督，真正回歸到實事求是、腳踏實地的軌道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