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陷入一種尷尬的困境，即“貧困增長困境”，這種困境表現為，一面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遠遠低于G D
P增長速度，另一面是物價水平高于發達國家。針對這一現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理事長兼副所長向松祚教授在接受《經濟參考報》“金融大家談”欄目采訪時表示，“貧困增長困境”的背后正是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即全球經濟之虛擬經濟創造中心和真實財富創造中心嚴重背離。中國要成為真正經濟強國，需成為“世界貨幣制造中心”和“世界一般購買力制造中心”，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向松祚指出，全球貨幣、金融、資源和產品定價權的本質就是全球財富分配機制。人均G
D
P與人均收入之間的巨大差距，就是經濟學者曾經從理論上論證過的“貧困增長困境”：如果一國無法掌控自身產品的定價權尤其是出口的定價權，那么，該國生產越多、出口越多、貿易條件就可能越來越惡化、相對收入就可能越來越低。掌控定價權的關鍵則是掌控全球儲備貨幣發行權和全球金融體系主導權。
向松祚表示，“貧困增長困境”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遠遠低于G
D P增長速度。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長期遠遠低于人均G D
P增長速度，這也是為什么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確保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超過G D
P增長速度；另一方面，如果對照中國國內物價水平和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物價水平，就會發現一個異常奇怪的現象：幾乎所有商品，無論是絕對價格還是相對價格，發達國家都比中國要低。
向松祚說，“貧困增長困境”絕非是中國獨有之現象。美國著名經濟學者杰弗里·薩卡斯及其合作者多年的詳盡考察表明：過去40年來，盡管非洲、拉美和亞洲發展中國家的絕對收入水平有顯著提升，然而人均可支配收入與發達國家之差距卻反而持續放大。
“發達國家通過無限放大美元儲備貨幣和美元金融資產來大幅度提升自己的購買力，相應縮小了新興市場國家的全球購買力。貨幣和金融資產之本質是真實商品和資源的購買力。經濟泡沫化、虛擬經濟和真實經濟背離的本質是購買力的重新分配和兩極分化。1971年至今，國際美元儲備從380億美元擴張至10萬億美元，全球金融資產與G
D
P之比例達到驚人的380%，僅債券市場規模就達到90萬億美元，絕大部分都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所創造的全球性購買力。”向松祚說。
向松祚向“金融大家談”表示，19世紀后期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時期，亦是金本位制固定匯率的黃金時代，全球資本至少有四分之一是從發達富裕國家流向貧窮落后國家。1971年浮動匯率時代和新全球化浪潮開啟以來，全球資本流動幾乎完全轉向：資本主要從貧窮落后國家流向富裕發達國家。過去40年，流向貧窮落后國家之資本占全球資本總流量的比例一直持續下降。譬如，1913年，全球資本至少有25%流向貧窮落后國家，到2000年世紀轉折之時，該比例下降到只有5%。許多研究表明，過去40年的新全球化浪潮，全球資本流動主要是兩個方向，一個是發達國家之間的資本流動，一個是資本從貧窮的發展中國家流入富裕國家，為發達國家的財政赤字和高額債務融資。
向松祚列舉了一組數字：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2011年，主要發達國家的財政赤字與G
D P之比例將分別達到：歐元區，5 .1%；日本，9
.5%；美國，9.7%；德國，3.7%；葡萄牙，5.2%；西班牙，6.9%；希臘，7.3%；愛爾蘭，11.2%。2011年，主要國家公眾債務占G D
P之比將分別達到：美國，72
.7%；歐洲，70.4%；日本，220%；德國，60.4%；愛爾蘭，63%；西班牙，60.9%；希臘，117.2%；葡萄牙，82.9%。
“如果美元和歐元不是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發達國家是不可能維持如此高額的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的。儲備貨幣地位給予它們的債券以良好的信用評級，國際銀行、保險公司、各類基金和主權財富基金才能成為美歐債券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向松祚對“金融大家談”說。
向松祚最后強調，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失衡正在朝著不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失衡的根源是美元主導的全球貨幣與金融體系。面向未來，中國要成為一個真正的經濟強國和富裕大國，就必須努力糾正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的不利格局，核心戰略是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唯一有效道路是人民幣國際化。
“這其中包括：鼓勵中國香港和其他地區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發展、進一步加速開放國內金融市場、加速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穩步推進國內利率市場化、逐步穩妥實現人民幣資本賬戶自由兌換。另外，中國應該進一步
加強多邊或雙邊貨幣合作，包括采用人民幣進行雙邊貿易結算、擴大雙邊或多邊貨幣互換、建立外匯儲備庫和外匯儲備共享機制、加強與周邊國家貨幣政策和國際債務管理協作。”向松祚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