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是否提高14.3萬億美元國債上限，奧巴馬政府與國會眾議院之間的爭議愈演愈烈。如果在8月2日到來之際，雙方達不成共識，美國國債將至少面臨“技術性違約”風險。目前，雙方都在拿這種“技術性違約”風險來要挾對方就范。表面看來，這是美國國內不同政治機構、不同政黨之間的政策分歧，但其結果將會對全球金融體系帶來重大影響。作為全球貨幣的發行者，以損害債權人利益作為國內政治斗爭的要挾手段，即便在最終期限到來之前雙方達成共識，美國的做法也開辟了一個惡劣的先例：美國會基于自身的政策考慮而置全球經濟與其他國家債權人的利益而不顧。
　　實際上，早在5月16日美國國債就已經達到了14.3萬億美元的上限，創下了過去60年來的最高紀錄。這是美國多年來實施負債消費政策的后果。按照以往的慣例，白宮總是能夠得到國會提高國債上限的授權。僅1993年以來，國會先后共有16次提高國債上限。而這次面對即將來臨的大選年，控制眾議院的共和黨對白宮提高國債上限的要求，附加了新的法律義務，即在不增稅的前提下，未來10年至少要削減2萬億美元的支出。對奧巴馬政府來說，接受這種條款基本上將意味著2012年競選連任的失敗。反過來，如果在8月2日得不到國會提高國債上限的授權，那么在理論上美國政府將無法支付該期國債的利息（最近的一次利息支付將會出現在8月15日）。其結果政府對內將不得不暫停支付養老金，對外停止支付國債利息。顯然，這對美國和全球金融市場都是一個無法接受的災難性結果。而白宮和國會恰恰都把這種災難性結果（風險）作為迫使對方就范的手段。
　　盡管國際金融評級機構對美國國債風險已經提出了明確的警告，金融市場反映違約風險的信貸違約互換（CDS）交易量明顯增加，但對美國而言，發生類似希臘債務危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一方面，最新的統計顯示，美國新國債的發行仍然受到投資者的追捧；另一方面，“技術性違約”不會促使各國中央銀行輕易拋售所持的美國國債，而他們是美國國債的主要海外持有者。
　　美國國債海外持有者面臨的真正風險在于，既然美國國內政治派別為了自身的黨派利益可以置債權人的利益而不顧，那么未來誰能保證美國為了自身的政治、經濟、安全利益而不損害債權人的利益呢？換句話說，美國將來會不會把債務違約作要挾對其他國家施加壓力？至少這是現行國際金融體系一個巨大潛在的制度風險。僅就這次國債違約風波來說，美國的海外債權人面臨著兩難困境：要么接受美國債務違約所帶來的巨大金融風險；要么接受美國發行更多的債務，未來擁有更大的要挾能力。
　　我國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者，國債違約之爭最終不管以何種方式終結，都向我們敲響了警鐘：巨量且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是不可持續的；外匯投資過于集中某一幣種的資產正在成為國家金融安全的一個隱患。進入后危機時代，改革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已成為全球共識。擺脫美元體系風險不僅是債權國的利益所在，也是全球金融體系實現穩定與可持續運行的出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