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的持續穩健，需要合理的財政制度與審慎的財政政策。近年來地方融資平臺的大量興起及其10萬億元巨額舉債規模，已為“審慎”打上問號。而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所完成的重大財稅改革，保證了其后國家財政收入每年以甚至高于名義GDP速度成長以后，財政所過的好日子意味著深化體制改革失去了政治上的動力。
　　但是，中國的財政體系存在許多缺陷。如個稅最高邊際稅率與增值稅率過高，高營業稅的繼續存在，國稅與地稅的稅種劃分不合理，財政在醫療、教育與養老等社會性支出嚴重不足，各級政府預算編制的嚴謹化與制衡監督機制不夠到位、不夠有效，國債市場“無風險”收益率曲線的缺失等。
　　目前飽受關注的地方融資平臺問題在中國的現行財政體制下，只反映了中國深層財政體制問題的一個側面。30余年的漸進改革，并沒有對于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確定，對于政府的角色定位與職能轉變，提供最后的與合理的答案。
　　在凡事由中央政府說了算的政體下，政府間財政關系本質上還是一筆糊涂賬。20世紀90年代的財政改革曾試圖把此理順，但成果只是階段性的。一方面，為了政治上的需要，政府已經且繼續做出許多經濟和社會義務的承諾，并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政策目標，如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保障性住房、控污減排等。另一方面，在政府財政計劃中對這些承諾并不都有相應預算安排，人為地留了許多缺口。其中相當大比例的財政支出責任推給了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的有限自有稅源和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不足，往往使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難以兌現這些承諾。這就是為什么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就提出的九年義務教育目標迄今未能百分之百普及的原因所在。
　　因此，地方政府要么在教育、衛生、養老等領域嚴重欠賬，要么挖空心思廣辟財源，房地產成了地方財政收入的重頭戲，無怪乎過去十年間中國三度房地產調控都是無功而返。與此同時，地方把本應納入政府預算的地方基礎設施投資項目放在預算外。既然《預算法》完全排除了地方財政赤字的合法性，那么通過平臺進行債務性融資來彌補“隱形赤字”就成為了地方財政的普遍模式。
　　由此可見，地方融資平臺在現行財政體制下有其必然性與合理性。但是，地方融資平臺的急劇蔓延，使公共財政更不透明，政府支出更加缺乏問責制。大量政府投資項目上馬沒有相應的監督與制衡，除了滋生腐敗與低效，還將顯著增加地方財政過度杠桿化與負債率過高的風險。如果按國際通用口徑計入地方政府舉債，中國政府債務余額占GDP比重將上升到70％，已在警戒線水平之上。
　　如果對不斷積累擴大的財政問題遲遲按兵不動，那么財政體制穩健性將不斷減弱，投資者和公眾的信心將下降，威脅經濟持續增長并動搖中國社會與政治穩定的基礎。現在中國的社會與經濟結構和國際環境都已發生了深刻變化，啟動新一輪財政體制改革已有必要，且條件已具備。中國不應錯過改革的有利時機。
　　（本文摘編自《新世紀》2011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