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２０１１年５月份ＣＰＩ創３４個月新高的５．５％和ＰＰＩ的６．８％漲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出口額環比下滑４．４％；ＰＭＩ環比回落０．９個百分點，降至９個月以來的新低；人民幣信貸大幅回落，同比少增１００５億元，廣義貨幣（Ｍ２）同比增速仍維持在１６％紅線以下。這似乎進一步印證了存在“滯脹”危險的判斷。對此，筆者認為，當前宏觀經濟正在邁入“逆增長，高通脹”時期，應防止陷入“滯脹”思維誤區。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份以來，ＣＰＩ邁上了５％以上的高位運行區間，全社會對通貨膨脹的擔憂迅速被放大。與之相對應，經濟增長速度卻呈現回落趨勢。為描述這種現象，誕生于２０世紀７０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的“滯脹”概念被直接套用。的確，當前我國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速所呈現的背離走勢與西方國家的“滯脹”有類似之處，例如，寬松的貨幣政策、政府過度投資對私人投資的擠出、社會福利與保障水平提升導致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和市場活力的損害、能源價格的上漲等均在不同程度上成為“滯脹”的誘導因素。然而，這種相同性分析忽略了一個最大的前提條件，即結構轉型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構成了我國上述背離趨勢的基本環境。也就是說，西方國家的“滯脹”建立在其工業化、城市化即將完成的基礎之上，經濟增長的動力出現暫時性弱化，沒有我國當前所出現的房地產泡沫，沒有出口規模的減弱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沒有糧食價格上漲對物價指數的猛烈沖擊等。與之不同，在工業化和城鎮化仍將繼續加速推進的過程中，弱化宏觀經濟對投資、特別是房地產業的泡沫性投資的高速增長的高度依賴和發達國家經濟的長期低迷，迫使我國向內需主導型經濟轉變，通過調整群體間收入分配格局實現社會公平和打造消費主導型經濟，這些當前經濟發展進程的獨有特征，決定了我國所存在的是經濟增長動力依舊強烈且長期存在，但諸多結構問題必須加以解決的基本形勢，同時，現有體制的
“投資沖動型”
內生經濟增長機制，必然從根本上遏制著“滯”的發生。因此，當前我國經濟正在進入“逆增長，高通脹”時期，而非“滯脹”，即當前伴隨“高通脹”的經濟增速減緩是經濟結構趨向合理過程中傳統模式下高增長速度的“逆”方向理性回歸。
不同的判斷，其邏輯結論有著較大差異。由于“高通脹”的支撐要素——食品價格、勞動力成本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等，與未來經濟增長的動力因素在短期內具有相對獨立性，因此，“增長”趨勢在本質上與“通脹”程度本身之間并不具有強烈的關聯性。“逆增長”的邏輯結論是，應以繼續推進結構轉型實現經濟增長速度的理性回歸，進而努力尋求經濟增速適度降低下的社會財富生產規模與高通脹負效應之間的平衡點；而“滯脹”的邏輯結論是，經濟增速的降低正在產生較大的負效應，其與高通脹負效應相互疊加，必將給社會帶來災難性后果。
短期內，在相背離的“逆增長”和“高通脹”之間，后者對前者的沖擊并不會很大，支撐要素也有著較大差異，因此，應當分別探索各自的治理措施和機制。
高通脹的治理機制探索。首先，關于食品價格。２０１１年５月份食品價格同比上漲１１．７％，影響ＣＰＩ上漲３．５個百分點，占ＣＰＩ同比漲幅的６３．６％。這是對筆者曾在今年１月提出的通貨膨脹“食品價格決定論”的驗證和支持。而且，食品價格對ＣＰＩ未來趨勢的強力支撐效應將長期存在。該效應的最終治理，將取決于以科技創新來推動糧食供給的根本性改善，市場監管和貨幣政策的作用相對微弱。其次，關于勞動力成本。“用工荒”的全國性蔓延，一方面充分證明了２００８年旨在提升勞動者保障水平的《新勞動合同法》開始實施的預見性和正確性，并以活生生、發展性的實踐素材批判了當時的反對者觀點；另一方面，深刻反映出新世紀以來勞動力供給的低速增長與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反”矛盾。基于“用工荒”拐點帶來的勞動力成本上升趨勢，至少在“十二五”時期很難得到改觀，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治理。再次，關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新興工業化國家未來經濟高速增長的長期性，必將導致對以能源礦產資源為代表的國際大宗商品需求高增長的持續性，而各類國際大宗商品的實際控制權主要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實踐表明，在需求和供給的較量中，發達國家更占上風。因此，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總體上漲趨勢不可避免。而從國內現狀看，參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決定的機制和手段幾乎是空白，能力嚴重不足。因此，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國只能被動地接受發達國家的強壓性價格上漲要求。總之，未來一定時期“高通脹”趨勢難以實現根本性扭轉。
關于“逆增長”的治理。經濟增長速度的“逆”方向理性回歸面臨一系列障礙：第一，體制機制障礙。現有的ＧＤＰ偏好傾向、區域競爭型經濟發展機制和干部考核體制，構成了經濟增長中“投資”偏好的固化，房地產投資依賴癥究竟能否消除有待觀察。第二，利益障礙。各種利益的相互糾結和沖突，使得人們對經濟高速增長所產生的能源資源的巨大消耗、環境的破壞等問題視而不見，過度追求短期收益；金字塔型的階層固化強化了收入分配不公，消費啟動步履維艱。第三，就業的“增長率假定”障礙。經常被引用的關于“８％以上的經濟增長率才能維持較為充分就業”的估計，為傳統的經濟高增長速度提供了重要依據。然而，該結論并沒有經過嚴格的論證和計算。尤其在現有的人口形勢下，它需要重新測算。第四，創新障礙。尋求新的產業增長點是結構轉型的重要方面，其間，產業創新非常重要，但創新的高風險、長周期，政策的不配套等因素，致使整個社會的創新動力不足，創新效應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極大地提高了“逆增長”的阻力。概言之，要實現“逆增長”的順利推進，必須掃除上述障礙。
“逆增長，高通脹”的判斷必然使后者成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而高通脹的主要根源——“成本推動”，在短期內難以化解或實現國內自身調節。宏觀調控能夠發揮較大效應的領域是，怎樣切實在最大程度上剔除由貨幣供應量寬松產生的“投機”行為，從而降低價格暴漲暴跌對通脹指數的影響，特別是對具有較高需求價格彈性的非糧食類食品價格而言。然而，現行的“一刀切”偏緊貨幣政策必然產生“雙刃劍”效應，即在抑制高通脹和資產價格的同時，對實體經濟產生了沖擊，當前中小企業出現融資難問題即是如此。反過來，如果實行“一刀切”的偏松貨幣政策，盡管可能有助于為實體經濟提供良好的融資環境，但實體產業利潤率相對較低的狀況必將導致資金流向的大規模偏離，從而引發更大的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上漲。為此，應當以結構化突破作為貨幣政策調控高通脹的主攻方向。
貨幣政策的結構化突破，一是自身結構的優化，包括信貸結構優化、以政策工具創新和靈活運用貫徹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發展與結構調整的支持等。二是調整與其他類政策工具的配合，發揮在總體偏緊貨幣政策下對實體經濟的寬松貨幣支持作用，例如，以各類財稅政策實現對實體經濟的直接貨幣支持，降低中小企業融資成本和金融機構的貸款風險，實際上就是實施了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三是加大對投機性貨幣流動的監管和懲戒力度，真正提高投機成本，乃至違法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