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成因看，滯脹更多的是供給沖擊，隨著未來十年中國低成本競爭優勢的逐步喪失，這種壓力會更大。中國以往“以資源促發展”、“以市場換技術”、“以利潤換資本”等要素驅動型增長已經逼近拐點。
近期，滯脹和經濟硬著陸的聲音不絕于耳。不過，從中國對“經濟增長”依然有極強的依賴性的角度看，中國經濟硬著陸的可能性并不大，然而如果中國還在為保增長而延誤經濟轉型的時機，那么，未來十年隨著中國低成本優勢的逐步喪失，滯脹恐怕就會由“遠慮”變為“近憂”。
從中國經濟的短期走勢看，“經濟下行，物價上行”的格局似乎清晰可見。不過，就此判段中國經濟出現滯脹或是硬著陸恐怕還為時尚早。這倒不是因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強勁，而是因為中國經濟仍處于投資驅動型的發展階段。前5個月固定資產投資90255億元，同比增長25.8%，增速比前期加快0.4個百分點。地方項目投資同比增長28.0%，增幅較前期擴大了0.6個百分點，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依然存在，而分產業看，房地產投資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前5個月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34.6%，較前期擴大了0.3個百分點，再加上“十二五”開局之年，戰略性新興產業、保障性住房等投資熱情高漲，投資仍是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投資加速恰恰說明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并沒有取得明顯進展，中國對“經濟增長”依然有極強的依賴性。
但是從長期看，經濟滯脹從來都是供給沖擊而不是需求沖擊，就經濟規律本身而言，滯脹往往是由于經濟缺乏新的增長點而產生的。中國經濟很難擺脫對投資的高度依賴，但經濟潛在增長率的放緩以及要素價格總水平的提高可能是中國無法回避的客觀趨勢。
高增長透支了發展紅利，隨著紅利的衰減，潛在增長率已經開始下行。決定經濟潛在增長率的基礎性因素，包括內生、外生因素，其變化的過程盡管是平滑的、緩慢的，但從趨勢上講目前已接近或達到拐點。
要素紅利是中國黃金增長三十多年的第一推動力。從勞動力資源紅利的角度看，中國世界第一的人口規模和生產性較高的人口結構，不僅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供給，也為高積累率和巨大的資本投入創造了條件。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投資、勞動力投入和出口拉動，沒有形成技術、生產率和內需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長期以來，在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和存在顯著的二元結構的特征，農業部門邊際生產率明顯低于工業的條件下，由于較為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供給和廉價的勞動力，企業得以克服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上獲得優勢，農村地區大量剩余勞動力走向發達地區，勞動力資源豐富和成本優勢已使我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
可見，生產要素價格低估是中國現有經濟增長模式以及經濟內外失衡和產業結構低級化的癥結所在。中國以其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環境成本和較好的產業配套體系克服了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的價值洼地。數據顯示，1998年到2008年的10年間，我國工業企業利潤平均增長30.5%，勞動力報酬年均僅增長9.9%，資本回報率增長遠遠高于勞動力成本的上升。
“美國制造筷子出口給中國”、“越南超越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耐克運動鞋的生產國”，近日這些新聞觸動了中國人的神經。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以及環境、資源等瓶頸意味著中國生產要素價格重估的開始，中國低成本的優勢將逐步消失，如果中國不能真正建立起國家的創新基礎，又無與低勞動力成本國家競爭，將會導致低端制造和高端制造優勢的雙重流失，這是中國未來十年最大的挑戰。
對于中國而言，“滯脹”并不是增長停滯與通脹膨脹的并存，它的真實含義是“真實經濟增長率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與“要素價格總水平”上漲引發的高成本壓力。因此，如何增加宏觀經濟中的有效供給，通過技術創新、產業轉型升級、人力資本積累以及勞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來化解要素成本上升帶來的通脹壓力是根本的路徑選擇，因為，留給中國經濟轉型的時間窗口已經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