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說中國錯失抑制通脹的良機或會硬著陸。
對沖基金是制造預期。而中國能生成預期的佐料也真不少。諸如貨幣政策是否有效，房地產市場是否會泡沫破滅，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到底有多大等等。
按照我的判斷，在外部條件（美國經濟及其經濟政策）發生重大變化前，中國什么時候下手“止損”都不為晚，都存在避免硬著陸的可能，當然，越早越好，越晚損失越大。
最直接的莫過于，下決心將目前在建的政府項目停下來一部分，緩建也可以，我想若能停下三分之一，中國的通脹壓力立馬會有實質性改觀。
過去兩年中政府部門攤子鋪得太大，新開工的計劃投資規模已經累計高達經濟總量的1.2倍。而后續還有3500萬套保障房建設、水利投資和各地方對于七大新興戰略性產業的如火如荼的投資熱情，預計這個數字還會擴大。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目下中國的要素如何能支撐人類歷史上如此龐大的在建工程呢？2003年中國先失去的是廉價資源，中國的能源和資源無法應付出口需求和政府的大興土木，而成為了國際大宗原料市場的超級買家。2007年起中國勞動成本優勢漸失去，不少新興國家勞動力比中國便宜。2010年起，廉價土地優勢亦失去了（政府一年就賣了三萬億的地）。
如果中國的投資減速下來，政府平臺債務會出現一些逾期，相關的建筑材料和其他重工業也都出現產能過剩、庫存積壓的局面。銀行對這些行業和企業的貸款會隨之出現問題。而這些都在中國可以消化的能力之內，對于一個擁有百萬億規模資產的強政府經濟體，中國完全可以用“時間換空間”的方式來處理。
關鍵是通脹壓力會實質性的紓解。因為隨著中國投資的減速，全球大宗商品或會下跌30%~50%。
經濟不能減速至8%以下是因為就業的壓力，是一個莫大的偽命題。中國不可能靠投資解決就業，未來中國充分就業的實現要靠產業結構升級和延伸，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起來，將現在的制造中心的格局進化為運籌中心的格局。相反，如果公共部門能夠讓出部分資源，私人部門獲得更多的資源和自由空間，這對就業市場是非常正向的。
中國要知道“止損“的涵義，“在發展中解決問題”在經濟學中其實是不成立的。經濟學只有“沉淀成本”的概念。
如果大量生產率低下的項目建成，其
“沉沒成本”將十分高昂，其規模就遠不止2~3萬億人民幣，加上其衍生的宏觀負效應，我們難以預估。
如果建成以后大量基礎設施使用率不足，同時又占用了資源而擠壓了私人部門，宏觀上意味著未來沒有提供足夠的產品和服務去吸收釋放的貨幣，供給面惡化最終都會演化為未來的通貨膨脹的壓力，通脹是政府對家庭強制征收的鑄幣稅。如果中國一直靠家庭財富轉移的方式為公共部門投資的繁榮提供補貼的話（家庭要承受低的收入增長率和低的儲蓄存款的利息率，數據顯示，今年1至4月，扣除物價因素，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收入實際增長僅4.1%和5.7%，而政府財政稅收增長是34%），家庭消費占GDP的比重就將停滯不前。中國離再平衡的道路將漸行漸遠。
今天中國企業面的困難是資源分配的結構性問題，政府部門過于強大，占用了大量的資源，而私人部門受到嚴重擠壓。政府在建工程對信貸資金的吸收是極其剛性的。國有銀行不可能承受項目下馬的壞賬風險。在央行嚴控流動性總閥門的情況下，大型國有企業依然可以獲得貸款，而中小企業將被迫尋求資金更為昂貴的其他渠道，一些承受不住高昂利率的企業等待它們的是停產和倒閉。
另外也有企業自身的因素，過去8年的經濟泡沫的膨脹使得很多企業主離開實體炒股、炒樓、炒大宗商品，企業財務上形成很大的黑洞，資金鏈繃得很緊，緊縮政策下會面臨資金鏈斷裂的風險。
解決資源分配的結構性問題的唯一方向是，找到一個有效途徑抑制政府部門的投資沖動和財政的需求，讓它們讓出一部分資源，私人部門才可能成長成為抑制通脹的中堅。
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的貨幣政策已經沒有更多的選擇，必須盡快實現一個積極的真實利率，這是首要的目標，這個拖得越久，損失越大，“脹”的壓力很難降下來。利息率的調整將改變貨幣條件，貨幣條件決定資產價格，而資產價格實質性地決定信貸條件的松緊。比方說一塊地過去估值一個億，能放貸8000萬，而今天估值3個億，同樣一個抵押物從銀行借出的錢是2.4個億，對于這個經濟體中擁有抵押物的群體而言，意味著經濟學意義的資金成本大幅降低。事實上今天最敏感的利率的群體是政府和國有部門，因為反轉過來，當貨幣條件收緊，引致資產價格下行，即便沒有信貸額度的控制，對于政府投資沖動的約束也是實質性的，資產價格下行而致真實杠桿率上升，借貸人的能力是大幅下降的。
在此基礎上，中國需要加快供給面的改革，也就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來解決通貨膨脹的根本問題。
比如改革其政府主導經濟的體系，糾正其扭曲的價格體系，還資源配置權予市場，實現一個真實的、合理的資本利得水平，來抑制資源錯配的投資和資產泡沫發生。
減稅以培育中產階級，增加社會的公平。
國有資本做戰略性撤退，激發私人部門創新型和價值型增長，提高就業，提高家庭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
無論未來經濟再平衡的路徑如何，目標只有一個就是，不能再以家庭財富的轉移的方式來刺激經濟增長了，要讓財富盡快地迅速地從政府和企業回到家庭，這是中國從投資型經濟轉向消費型經濟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