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計劃,今年1000萬套保障性住房必須在10月底前全部開工,但數據顯示,保障房整體開工率不到三成。對此,住建部部長姜偉新要求,各地必須在11月末以前全面開工。這意味著,“死限”被推遲一個月。 事實上,類似情況在國務院出臺“新八條”之后也同樣出現過。“國八條”要求一季度底公布新建住房價格控制目標,而大多數地方政府都未按期公布;要求各地制定“國八條”實施細則,但是許多地方都沒有如期出臺;限購令在中央三令五申下,一些地方政府要么變通得走了樣,要么出臺不久就以調整為名大大弱化了。 不可否認,自國務院要求地方政府在調控上承擔更大的責任以來,地方政府對于建設保障房的積極性比較高。但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房地產調控的深入,當前的政策面臨著一些新問題。尤其是在現有體制下,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房地產稅收、土地房地產政績并沒有根本改變。因此,一旦其土地財政受到嚴重威脅,那么地方政府首先跳起來反對。比如:拿經濟增速放緩說事,認為是樓市調控拉了經濟增長的后腿,為此要求中央放松調控,自己也消極對待調控。這是影響未來樓市調控的最大不確定因素。 更引人注意的是,由于房地產價格泡沫,房地產消費的增長已抑制了內需的全面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鑒,2009年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71%用于各種消費,考慮到收入可能被低估,假設城鎮居民50%的可支配收入是可用于購房的凈儲蓄收入,按30%首付,20年平均利率7%的貸款計算,購房成本與利息支出,相當于城鎮居民53年的凈儲蓄收入。顯然,高房價將迫使居民長期壓制各種消費支出,儲備購房款和償還房貸。這不僅造就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依賴,還導致了我國整個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 毫無疑問,房地產調控已經處于不進則退的關鍵時期,繼續積極推進政策的落實才能最終實現調控的基本目標。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將有利于整個經濟結構轉型。誠如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近日所指出,應充分注意到宏觀調控并沒有讓消費熱點消失,而是讓消費熱點科學轉移。比如公租房、廉租房搞起來以后,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有了保障,家庭增加的收入就會主要用于消費,而投機的人買房,只會將房子閑置再伺機出售,不會引致其他方面的消費,并不能真正拉動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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