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央企業利潤總額為11315億元，但央企當年上繳的國有資本收益僅有數百億元。針對民眾“應大幅提高央企上繳國有資本收益的比例”的主張，國資委有關負責人表示：既要考慮政府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國有資本收益，也要考慮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因此國有資本收益收取比例，需要根據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實際綜合考慮，現階段不宜過高。
國資委的說法貌似有道理，但它必須滿足一個前提，即央企留存利潤絕大部分都被用于企業可持續發展上。而現實中人們看到，當前央企職工收入水平普遍遠高于社會一般收入水平，尤其是部分央企高管拿著令人咋舌的天價薪酬。與此同時，部分央企鋪張浪費、奢靡享樂現象嚴重，“千萬元吊燈”、“天價酒”和超配公車等現象層出不窮。由此可見，央企留存利潤的絕大部分被用于何處，需要拷問。
國資委負責人還提出，央企在推進改革發展、解決歷史包袱、加強技術創新等方面還需要大量投入。而央企也如其所言，的確在這些方面有所作為。但是公眾也遺憾地看到，相當部分央企至今仍然成本高企、效益低下，在技術創新方面鮮有突破。而這說到底是因為相當一部分央企無需通過技術創新降低成本，而只需通過壟斷經營地位即可獲取巨額利潤。所以，通過提高央企上繳收益比例等途徑降低央企留存利潤，反倒能在更大程度上迫使央企通過技術創新降低成本，從而使企業獲得必要的可持續發展。
由此可知，爭論是應當繼續提高央企的上繳收益比例還是不宜提得“過高”，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確保央企留存利潤都能真正被用在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與技術創新上，而不是相當部分被用于部分央企高管獲取天價薪酬以及鋪張浪費與奢侈享樂上。從這個意義上講，央企上繳收益比例“現階段不宜過高”，需以央企高管獲取天價薪酬與鋪張浪費、奢侈享樂現象得到改變與杜絕出現為前提。而當央企高管獲取天價薪酬與鋪張浪費、奢侈享樂現象不能得到改變，央企留存利潤不能被更多地用在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以及技術創新上，公眾自然也就會提出進一步提高央企上繳收益比例的要求，以能減少國有資本的浪費與被侵吞，讓為全民所有的央企利潤能夠更多地被直接用于促進民生保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