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最近完成公租房第二次公開搖號配租，放寬申請條件，取消申請人收入限制，參加工作三年以內且沒有住房的公務員，也納入了公租房申請人群。
　　公租房正成為我國住房保障體系中的龍頭。今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的《十二五規劃綱要》中，首次提出：對于城鎮低收入家庭，以廉租房保障為主，對于城鎮中低收入家庭，以公租房保障為主。而沒有提及已存在十幾年的經濟適用房。直到去年6月，七部委才聯合出臺《關于加快發展公共租賃住房的指導意見》。
　　強調公租房，弱化經適房，標志著我國住房保障方式正由“售”轉“租”，這是一種很大的進步。由于住宅產權交易隱藏著巨大的獲利空間，很多不符合標準的群體勢必或明或暗地侵占經適房；而公租房不存在產權交易，分配矛盾大大緩解。但問題并未完全解決，這就是經濟學中所謂的“搭便車”現象，只要有利可圖，就會有人硬擠“保障房班車”。
　　那么，公租房的準入標準該如何設計？七部委《關于加快發展公共租賃住房的指導意見》中規定：供應對象主要是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難家庭，有條件的地區，可以將新就業職工和有穩定職業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外來務工人員納入供應范圍。公共租賃住房的供應范圍和供應對象的收入線標準、住房困難條件，由市、縣人民政府確定。
　　顯而易見，公租房的保障面比較大，這也正是為了擴大保障范疇，解決廉租房和經適房無法覆蓋的所謂“夾心層”，尤其是以前被各地排斥在住房保障之外的外來務工群體，以及新就業年輕人。這是好事，但想把好事做好，并不容易，難點在于如何確定準入門檻。
　　公租房政策非常復雜，因此國家并沒限死，放權給地方嘗試。筆者研究過多個城市的公租房政策，其中多數是限制入住者收入水平的。同樣，去年6月出臺的《重慶市公共租賃住房管理暫行辦法》規定，申請公共租賃住房的收入限制：單身人士月收入不高于2000元；家庭月收入不高于3000元。然而，這就出現了悖論：部分年輕人和外來務工人員收入并不一定很低，但確實存在階段性住房困難。
　　當前，重慶是全國建設公租房規模、力度最大的城市，去年宣布三年建設4000萬平方米公租房，滿足200萬人住房需求，今年將有1000萬平方米竣工。原計劃在第一次公租房搖號配租中推出6.7萬余套公租房，不料受限于月收入不合格，實際只有2萬人參與了搖號。近日第二次搖號配租，也只成功配租了1.5萬套。若再不放寬收入限制，剛開始建公租房，就會出現供大于求。
　　所以，重慶市及時取消了收入限制。相較而言，去年出臺的《上海市發展公共租賃住房的實施意見》中，沒有提出要限制收入。許多人會質疑，如果不限收入，哪還有公平可言？其實不必這么緊張，因為最關鍵的準入門檻是住房困難程度。比如重慶和上海都規定：本市無住房或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積低于13平方米（上海15平方米）的住房困難家庭、大中專院校及職校畢業后就業和進城務工及外來無住房人員。其邏輯是，有錢人都會有自有產權房，住房困難者應屬公租房保障群體，雖難以百分百精準，但這一邏輯是成立的。
　　雖然各地情況有差異，但政府在公租房上面的政策補貼相對較少。比如廉租房的租金只有家庭收入的5%左右，經適房的價格只有周邊商品房價格的五成左右，而公租房的租金水平，由市、縣人民政府統籌考慮住房市場租金水平和供應對象的支付能力等因素合理確定，各地有差異，比如上海市的指導方針是：略低于市場租金。既然如此，何必死死限制入住者的收入水平呢？等那些暫時困難的非低收入者有了一定積蓄之后，自然會去買商品房，因此規定不必太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