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駕行業成監管盲區的尷尬，不僅反映出政府公共治理的懶政思維，更折射出政府管理在新興行業面前的反應遲鈍和響應失靈。其實質則是政府部門職能在設計時就存在某種缺陷，其后也未能建立起相應的響應機制，同時又習慣于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缺乏有機協作。
　　面對一個新興行業，是等到市場發育成熟后再管理，還是同步進行規范？這是一個帶有陷阱的問題。選擇前者，可能會被認為有探索和寬容精神，允許大膽地闖、鼓勵充分地試，也可能是在為政府疏于管理尋開脫。選擇后者，則會被認為過早束縛了市場活力，也可能被認為是一種減少社會成本和代價的必需。
　　不論怎樣，對這個問題，政府管理不能含糊不清，不能躲在模棱兩可的回答中逍遙自在。避開陷阱的辦法就是看新興行業的屬性。如果是帶有太多未知的新技術、創造性等行業，選擇前者就是明智之舉。如果是一般尋常性的新生行業，選擇前者就是不作為�，F今迅速興盛的汽車代駕行業，左看又看上看下看，也看不出有什么新技術、創造性的含量來，無非就是尋常的新生行業而已，竟然成了“無主管單位、無準入門檻、無統一標準”的“三無”行業，豈不令人納悶？
　　什么是代駕？無非就是有人因為飲酒或其他原因不能開車，另找司機代為開車，并付費。“汽車代駕”怎么就成了不規范的行業用語，非得注冊成不倫不類的“汽車技術服務”“汽車租賃服務”“汽車咨詢服務”才過得了工商局這一關？對其規范管理，既無難題，也無難度，為什么就沒有部門去管？商委、發改委、交管局都說不歸自己管，那么，面對新興行業的規范管理，究竟該由哪個政府部門來響應？如何響應？何時響應？如果只能在行業和職業目錄中增補進相關名稱后才能介入管理，新興行業豈不總是會成為監管盲區，進而給一些人提供渾水摸魚的便利？
　　在這個意義上，代駕行業成監管盲區的尷尬，不僅反映出政府公共治理的懶政思維，更折射出政府管理在新興行業面前的反應遲鈍和響應失靈。其實質則是政府部門職能在設計時就存在某種缺陷，其后也未能建立起相應的響應機制，同時又習慣于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缺乏有機協作。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新興行業，那些處在各部門管理職能邊緣的新事物，大多都會出現“三不管”的真空狀態，或出現“九龍治水”的局面。此前沈陽“毒豆芽”事件中各部門聲稱“此事不歸我管”即為明證。這又從一個側面表明，在面對時代迅速發展、社會公眾需求多樣時，有些地方政府管理變得僵化、機械而不能靈活地適應。何以至此，不能不令人深思。
　　事實上，與監管盲區相伴生的必然是亂象亂局。在汽車代駕領域，無資質、無協議、無保險的“黑代駕”已經出現了，登記在冊的“代駕公司”收費標準、服務標準也沒個譜。據估算，酒駕入刑后，僅北京一年代駕收入就可能達到6億元，面對如此龐大的市場，在利益驅動下必然會有橫生各種事端的風險。一旦出現事故、侵犯合法權益諸事，引起各方強烈非議，再行規范管理，只怕就有些晚了。
　　現代社會是一個講規范講秩序的社會，主導這種規范和秩序，把該管的、社會公眾希望管的都管起來，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題中之義。缺乏及時的規范和良性的秩序，公共利益、公眾權益就會受到傷害。如果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管了，就會更加失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