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實施以后，各地嚴查醉酒駕車行為的情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在全國法院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表示，對醉酒駕駛者追究刑責應慎重，不應將醉駕一律認定為刑事犯罪，而應與行政處罰注意銜接。
　　張軍的講話雖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基于他最高法院副院長的身份，他的話對地方法院和司法實踐具有很大的影響。作為一名法律職業工作者，我認為“不將醉駕一律認定為犯罪”是法律理性的回歸。
　　在此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對醉駕是如此的“放縱”，醉駕現象普遍，卻沒有引起社會和政府的足夠重視，而且幾乎不受任何處罰。于是，一起又一起慘烈的交通事故因醉駕而產生。但若是《刑法修正案(八)》將醉駕入刑了，就不管情況輕重，一律追究刑事責任，這又走入了另一個極端。我們知道，一個違法行為的處罰，應當與該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成正比，危害越大處罰越重，反之亦然。醉駕固然可恨，也很有必要予以打擊，但將醉駕一律認定為刑事犯罪是否太過了？《刑法》第13條規定“危害社會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因此，對那種醉駕但未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按《道路交通安全法》進行處罰，吊銷醉駕者的駕照、終身禁駕，這樣的處罰也能起到懲前且毖后的功效。當醉駕沒有造成悲劇，并且可以通過吊銷駕照避免醉駕者下一次制造悲劇，再進行刑事懲罰就過于嚴酷而多余。
　　刑罰不是萬能的，凡是適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種違法行為，足以保護合法權益時，就不要將其規定為犯罪；凡是使用較輕的制裁方法就足以達到目的時，就不要規定較重的制裁方法。目前我國重刑主義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一遇難題，先想刑法。正因如此，才會有人建議設立“見死不救罪”、“闖紅燈罪”這些荒唐的罪名。立法部門應該對法治有理性和冷靜的判斷，保持足夠的清醒。就醉駕問題而言，當務之急就是最高法院要盡快出臺司法解釋，明確規定醉駕情節嚴重或情節惡劣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具體情形，好讓司法實踐有章可循，不至陷入標準不一的混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