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惠州從一家黑磚窯解救了14名奴工,這些奴工都是從黑中介買來,每個奴工身價400元,工作3個月僅獲5元酬勞。當地還有十幾個黑磚窯,出事黑磚窯已存在至少七八年。(5月12日《廣州日報》) 2007年媒體曝光的山西黑磚窯事件,其中讓人震撼的人性沉淪和法律淪陷,曾激起輿論憤怒的聲討和追問,并促使有關部門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專項整治運動,“黑磚窯”一度似乎從輿論中消失了,然而人們一直懷疑,是否真絕跡了?這則報道給出的答案是從未消失過,繼安徽和山西再現奴工后,出現過奴工的新聞地圖上,這次又多了惠州。 當地官員說,出事的這個黑磚窯在當地已存在七八年了。這說明,早在山西黑磚窯丑聞曝光前,惠州就存在這種現象了;而隨后掀起的專項整治運動,并沒整治到惠州。當有關部門嚴打黑磚窯時,惠州黑磚窯的奴工正過著暗無天日的日子,干活慢點挨磚頭暴打,想逃跑被抓住就用棍子打。 這個黑磚窯的曝光,延續著以往其他地方黑磚窯的曝光過程,不是政府部門在監管和整治中發現的,而是媒體介入的結果:在家長舉報、記者探訪后,最終揭開了這層丑陋的面紗。雖然在媒體報道后,當地政府積極介入,可為什么監管部門無能發現黑磚窯,卻要依賴媒體?當地解釋說:此前,他們也曾多次查處過,但因位置偏遠,監管困難,才造成了現在的局面。這是推卸責任。黑磚窯一般都藏在“位置偏遠”的地方,但豈能因偏遠而放棄監管。 從當地官員的表態看,他們是知道本地存在黑磚窯的,可為什么不打?尤其是在山西曝出丑聞引發全國輿論大嘩后,為什么不治理本地?在這里,可能出現了一種常見的“政府病 ”,即外地發生丑聞,本地一般會撇清與丑聞的關系,而不會在別人的丑聞中反思自己。山西出了黑磚窯,其他地方不是查本地的問題,而是急于說本地沒黑磚窯。可現實表明,黑磚窯奴工絕不只是山西的特產。 當初山西黑磚窯奴工剛曝出來時,輿論群情激憤。可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個問題沒得到解決,黑磚窯似乎到處都是,奴工似乎不只山西有,而且悲慘的程度不低于山西。因為見多了,媒體報道多了,人們對黑磚窯的新聞似乎發生著微妙的變化,沒有當初憤怒了,甚至不當作多大的新聞了。這種對新聞的麻木,這種審丑的疲勞,背后是政府部門治理黑磚窯的失職和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