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惠州從一家黑磚窯解救了14名奴工，這些奴工都是從黑中介買來，每個奴工身價400元，工作3個月僅獲5元酬勞。當地還有十幾個黑磚窯，出事黑磚窯已存在至少七八年。（5月12日《廣州日報》）
　　2007年媒體曝光的山西黑磚窯事件，其中讓人震撼的人性沉淪和法律淪陷，曾激起輿論憤怒的聲討和追問，并促使有關部門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專項整治運動，“黑磚窯”一度似乎從輿論中消失了，然而人們一直懷疑，是否真絕跡了？這則報道給出的答案是從未消失過，繼安徽和山西再現奴工后，出現過奴工的新聞地圖上，這次又多了惠州。
　　當地官員說，出事的這個黑磚窯在當地已存在七八年了。這說明，早在山西黑磚窯丑聞曝光前，惠州就存在這種現象了；而隨后掀起的專項整治運動，并沒整治到惠州。當有關部門嚴打黑磚窯時，惠州黑磚窯的奴工正過著暗無天日的日子，干活慢點挨磚頭暴打，想逃跑被抓住就用棍子打。
　　這個黑磚窯的曝光，延續著以往其他地方黑磚窯的曝光過程，不是政府部門在監管和整治中發現的，而是媒體介入的結果：在家長舉報、記者探訪后，最終揭開了這層丑陋的面紗。雖然在媒體報道后，當地政府積極介入，可為什么監管部門無能發現黑磚窯，卻要依賴媒體？當地解釋說：此前，他們也曾多次查處過，但因位置偏遠，監管困難，才造成了現在的局面。這是推卸責任。黑磚窯一般都藏在“位置偏遠”的地方，但豈能因偏遠而放棄監管。
　　從當地官員的表態看，他們是知道本地存在黑磚窯的，可為什么不打？尤其是在山西曝出丑聞引發全國輿論大嘩后，為什么不治理本地？在這里，可能出現了一種常見的“政府病　”，即外地發生丑聞，本地一般會撇清與丑聞的關系，而不會在別人的丑聞中反思自己。山西出了黑磚窯，其他地方不是查本地的問題，而是急于說本地沒黑磚窯。可現實表明，黑磚窯奴工絕不只是山西的特產。
　　當初山西黑磚窯奴工剛曝出來時，輿論群情激憤。可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個問題沒得到解決，黑磚窯似乎到處都是，奴工似乎不只山西有，而且悲慘的程度不低于山西。因為見多了，媒體報道多了，人們對黑磚窯的新聞似乎發生著微妙的變化，沒有當初憤怒了，甚至不當作多大的新聞了。這種對新聞的麻木，這種審丑的疲勞，背后是政府部門治理黑磚窯的失職和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