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增長5.3%，漲幅比3月份回落0.1個百分點。雖然說價格上漲的勢頭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是從國內外的情況來看，物價上漲的壓力仍然還是比較大的。因為畢竟前4個月CPI同比增長幅度都在5%左右的高位運行。在人民幣跨境流動的今天，我們不能不考慮其對國內通脹以及貨幣政策造成的新的影響，而貨幣政策也必須早日進入國際化軌道。
人民幣跨境業務發展進而形成人民幣跨境流動，意味著中國終將取消對資本項目的管制，使人民幣最終成為完全自由兌換貨幣，這就有可能使中國的金融市場成為外國投機資本沖擊的對象。因為，取消了貨幣壁壘，國際經濟危機、通貨膨脹可隨時傳遞到國內，這種情況在金融自由化、大量資本在國際間自由流動的今天尤為明顯。在外國投資者大量持有我國短期資產的情況下，國外對貨幣偏好的變化，往往會引起大量的資本流動，對我國金融市場乃至經濟產生沖擊，而這種沖擊會對我國貨幣政策造成嚴重影響。
境內外人民幣利率和匯率迥異會產生人民幣的套利問題。隨著境外人民幣流通規模的擴大，形成香港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會有完全市場化的境外人民幣利率和匯率。如果境內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步伐跟不上，境外完全市場化的利率和匯率就會對境內利率和匯率的管制構成沖擊。大規模人民幣資金跨境套利和套匯，將使得我國政府根據境內經濟的發展情況確定利率和匯率變得更加困難。而且，國際投機分子可能在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積累人民幣頭寸，瞄準時機專門對我國的利率和匯率進行沖擊，從而擾亂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中國金融市場秩序。
或使我國貨幣政策的操作面臨“內外均衡沖突”。跨境人民幣流動，使得人民幣的兩種“身份”和兩種職能有時候會發生沖突。人民幣逐步國際化，本國貨幣與國際金融之間一體化程度將增強，這樣，國內的貨幣政策將面臨更加嚴重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當我國出現通脹時，采用提高利率的貨幣政策進行調節，結果境外人民幣回流，國內人民幣增加，國內通脹加劇，貨幣政策失效；當國內通貨緊縮時，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結果國內人民幣外流，國內貨幣減少，國內通縮加劇，貨幣政策失效。
或會遭遇“特里芬困境”。“特里芬困境”是償還能力與持有者信心之間的兩難境地。任何一種貨幣來充當國際貨幣時都存在“特里芬困境”，發行少了，面臨國際支付困境；發行多了，面臨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困境。隨著跨境人民幣業務向縱深發展以及更廣泛的流動，人民幣將成為國際間經常使用的計價、支付和儲備手段，因此國際上對人民幣的需求量將會大幅度上升。在這種大幅增長的需求的推動下，人民幣的發行量可能會大量增加，從而有可能形成通貨膨脹的潛在壓力，這就是人民幣遭遇了“特里芬困境”。
首先，重塑貨幣政策新理念。隨著跨境人民幣流動的形成及發展，人民幣運行的領域和范圍也隨之擴大，即從境內擴大到境外，這就要求針對人民幣的貨幣政策的制定和運行也應早日進入國際化的軌道。而那種傳統的封閉型貨幣政策思維定式已經落伍，必須重塑，其操作策略也必須加快轉變。
其次，防范人民幣跨境流動風險。國際化的貨幣政策的制定應著力在如下方面作出努力以防范風險。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彈性，使人民幣匯率及時調整至適當的水平；提高人民幣利率市場化程度，使人民幣利率水平與國際利率水平保持合理的水平；要利用市場機制引導人民幣有序跨境流動，使人民幣跨境流動處于央行的監管和調控之中；適當控制國際儲備水平和經常項目剩余，減輕人民幣持續的升值的壓力；盡快創造資本項目開放的條件，進一步放寬攜帶人民幣現鈔出入境的額度。
其三，在加強監管條件下積極推動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市場，在今后兩三年內將發展到2萬億人民幣存款的規模，在此過程中還要鼓勵外資企業用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FDI）替代外幣FDI，鼓勵人民幣貿易結算，推進香港本地和第三國對人民幣的使用，尤其是外國企業在香港借人民幣并在境外使用。同時，適當控制中資企業在香港人民幣市場的融資和回流。這樣一來，就可以確保離岸市場的發展在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同時，對境內貨幣供應、外匯儲備、對沖操作和境內外資本流動的影響都是可控的。
另外，努力加強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目前，中國的崛起以及在全球的地位與日俱增，人民幣國際化步伐日益加快，這與美元的國際霸主地位以及當前美國的強勢美元戰略是不合拍的。因此，美國會采取各種戰略措施比如施壓人民幣一次性或大幅升值等來遏制和阻礙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這樣，加強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尤其是中美貨幣政策協調就尤為重要。在以后各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都要讓美國認識到，人民幣的崛起只會幫助美元更好地發揮國際貨幣的作用而不會排擠甚至取代美元的作用，希望美國能著眼大局，認清形勢，雙方應共同采取前瞻性的貨幣政策，并積極關注貨幣政策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共同營造一個良好的國際貨幣體系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