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租房制度其實是我們向西方學來的一種福利制度，依我們過去的某些界定，它更像是“共產主義”的安排，因為分配原則是“按需分配”，并不是“按勞分配”。廉租房是專門照顧窮人的居住需要，而不是用來激勵工作成就的；是優先照顧無勞動能力或失業的弱勢群體，而不是用來獎勵“勞動模范”的。不過，這種“共產主義”是一種西方的東西，在我們的土地上沒有先例，而且是與我國過去的許多做法(不僅是“商品房改革”中的做法，更包括改革前的“住房待遇”制做法)完全相反的。
　　我們過去那種“住房待遇”制雖然也被稱為“福利房”，其實它與西方民主國家的福利制度是相反的。他們的福利房有兩個特征，第一是由政府的房政部門面向社會蓋的，不是各單位給自己內部人蓋的。第二，他們福利房的分配標準，唯一的一個條件就是貧窮，也就是說它是給窮人蓋的，不是給有地位有權勢的人蓋的。
　　我國改革以前的住房制度，是國家把錢交給各“單位”，各單位自己給“內部人”建房。單位之間通行“負福利”原則：一般有權有勢的單位，工資高，福利也好，住房自然也大。無權無勢的單位工資低，住房也差。單位內部的住房分配也按“負福利”原則，官大工資高，住大房;官小工資低，住小房；沒官的你就等著吧，小房還只是畫餅，不定猴年馬月才輪到你。至于“沒有單位的人”理論上沒有收入，也完全沒有福利，誰還會管你住房？
　　中國改革前的住房制度和西方福利國家的住房福利，可以說是截然相反的。“福利房”制度真正能覆蓋的主要就是黨政軍文教人員，覆蓋率肯定遠低于歐洲福利國家，比低福利的美國也不會高多少。但更重要的是覆蓋的方向完全相反：他們是“弱者要覆蓋，最弱先覆蓋”，我們是“強者要覆蓋，最強先覆蓋”;他們給窮人福利以縮小差別，我們給權貴福利以擴大差別。這樣，我們的制度在提供平等方面不僅不是“福利國家”，而且比既不縮小也不擴大差別的“自由放任”還糟，甚至不是“零福利”，而是“負福利”了。負福利下的分房實際是一種少數人特權。
　　后來我們搞住房改革，提出“取消福利分房”。嚴格說這個說法是不對的，應該說住房改革的初衷，實際上是把過去的特權房予以變現和贖買。取消特權后國民無分貴賤，面對住房市場一律平等。當然這是理想，由于種種原因，實際住房改革直到現在距此初衷還很遠，甚至在許多場合還倒退了。
　　與住房改革相匹配的是真正意義上的福利房制度，這個東西我們過去從來就沒有搞過，現在我們提出要搞廉租房，就是由政府統建(不是各單位拿國家的錢給“內部人”建)，以窮人(而不是以按官階高低排列的“公家人”)為分配對象的住房，這當然應該是“正福利”了。
　　現在各級政府紛紛出臺了廉租房規劃，諸如投資多少億，在多少年內建設多少套廉租房等。但說實話，這福利是“負”還是“正”，要比它是高還是低重要得多，也實質性得多。在某種意義上，從負福利轉向正福利，要比從零福利(即自由放任)轉向正福利的變化大。廉租房建了多少套關系到覆蓋率，這是福利的高低問題，但廉租房的籌資與分配涉及一系列相關制度，這關系到它的“正負”問題。我認為，這才是決定我國保障性住房事業成敗的關鍵。（本文摘編自5月9日《經濟觀察報》，原標題為《“福利房”與廉租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