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日前展開，可以預料，雙方會在多個問題上交鋒。除了老生常談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外，近年來，對貿易環境、投資環境的關注度也逐漸升高，成為雙方博弈的焦點。
　　當前，美中兩國政府均致力于推動本國經濟轉型，從美中兩國近來釋放的信號來看，兩國不約而同地關注起對方的投資環境：美方關注的是如何進一步進入中國市場，希望中國不要對外國投資設置歧視性障礙；而中國要求美方提供更好的法律制度環境、特別是不要歧視中國國有企業，并放寬高科技出口管制等。
　　近年來，尤其是2009年以來，中國投資環境惡化已成為諸多西方國家與跨國公司大聲抱怨的主題。他們稱，由于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政治經濟地位相對上升，中國政府在外國政府和企業面前表現出了新的傲慢姿態，跨國公司在華經營環境也艱難了許多。經濟爭端中比較典型的有谷歌退出、力拓胡士泰案等。
　　2009年末，中國企業投資美國的資金僅為33億美元，2010年增至40億美元，而美國公司投資中國的總金額已經高達800億美元，雙方的投資規模還將繼續擴大。因此，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促進貿易與投資合作、改善投資環境、提高美國公司在中國市場的經濟參與度成為美方極力爭取利益的落腳點，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近日，發改委在約談名單中添加不少外資企業，更是針對聯合利華“散布漲價信息，擾亂市場價格秩序”給予了200萬元罰款的行政處罰。盡管在幾十年計劃經濟思維影響下，政府運用行政手段并不稀奇，但針對外資企業的價格行政處罰卻極為少見。尤其是在諸多西方國家與跨國公司開始抱怨中國政府對外商投資已遠不如從前友好的當下，拿跨國公司“開刀”，多少有點令人意外。
　　當然，考慮到中國對待企業的“違法違規”行為，處罰的力度向來是“民企>外企>國企”。對聯合利華的高調處罰，或許存在殺一儆百、警告難纏的體制內企業的考慮——畢竟近期能源、電力等企業的漲價呼聲日趨強烈，甚至出現“油荒”、“電荒”等亂象。盡管處罰跨國企業的威懾力很大，但考慮到產品定價權是企業的基本權力，如果連這個企業都不能做主，那么企業開展經營活動的成本就很高了。
　　長期以來，中國在招商引資中對外資給予“超國民待遇”，但隨著中國對資本需求的減少，對外資傾斜的情況在緩慢而不可逆轉地改變，其間增加了反壟斷、經濟安全審查等限制，難怪許多外資表現得很不適應。另外，中國過去一向以生產成本低聞名于世，隨著要素價格的調整，尤其是勞動力的日益短缺，成本已大幅上升，這也使得一大批外資企業一下子感受到巨大的壓力，開始考慮遷往成本更低的地方。更值得警惕的是，從近兩年的市場形勢變化來看，國進民退的“逆市場化”趨向愈演愈烈的態勢，國有經濟在市場中的影響力和控制力明顯增強，這也顯著改變了中國市場的投資和經營環境。
　　與跨國公司相比，民營企業所處的環境可能更糟。數據顯示，我國私營控股投資在金融業僅占9.6%，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僅占7.5%，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僅占6.6%，許多領域仍然是國有資本一股獨大。
　　近幾年，國資委先后數次規定，國有經濟要對若干涉及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保持絕對控制力。這種來自官方“欽定”壟斷的行業，根本談不上市場化的競爭。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新發展起來的一些行業（如金融業），國有資本利用資本優勢和政策優勢，聯手搶先布局，爭得了市場先機，在市場發展初期就奠定了領先地位。在一些國家投資的重大項目，政府給予財政、政策扶持的新興產業，如高速鐵路、大飛機等，國有企業當然是重點受益者。
　　如果考慮到國企在獲得金融資源方面的便利和低成本，它們在中國市場的競爭優勢更是無與倫比。據媒體報道，連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控制全年信貸使得商業銀行貸款額度緊張，眾多企業和個人紛紛尋求民間借貸資金，民間借貸利率普遍上浮，近期甚至出現100%的高額年息。這對于借貸無門的民營企業、中小企業的發展無疑將造成重大打擊。
　　現在的形勢是，要想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大餅”，就必須不同程度地與國有經濟打交道。環境變化之下，對地方政府來講，國有企業以雄厚的經濟實力、獨享的政策資源、絕對份額的金融支持以及最終由財政兜底的“不壞之身”成了各級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寵兒”。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企業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有變差的跡象，如果這種環境不能及時得到改善，那么即使中國的“世界市場”再大，其長期競爭力也會因此而受到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