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于５月９日至１０日在美國華盛頓舉行，匯率問題自然仍是此次雙方對話的“重頭戲”。
　　事實上，近期，人民幣已經持續升值。４月２９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為１美元對人民幣６．４９９０元，突破６．５０００關口，再創匯改以來新高。自去年６月中國重啟人民幣匯率改革進程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升值超過５％，如果考慮到通貨膨脹率因素，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對美元升值已超過１０％。
　　對支持人民幣升值的不僅僅是美國政府，大量的西方媒體同樣在大肆宣傳人民幣升值論，國內也有很多追隨者在遙相呼應。但是，哪個經濟學家或者研究機構對一國貨幣的匯率給出了標準答案？顯然沒有。因此，匯率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
　　可以看到，人民幣升值帶來的負面影響日益突出，央行外匯儲備資產匯兌損失也浮出水面。近日有媒體報道稱，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財政金融室主任張岸元日前撰文指出，目前很多方面都不愿意提及中國央行大量持有外匯儲備資產的賬面損益，雖然外匯儲備對外投資收益可觀，年收益率在３％左右，但是如果考慮匯率損失，２００３年以來，每年增加的外匯儲備已經發生的匯率損失達２７１１億美元。隨后，國家外管局負責人作出回應指出，央行的外匯儲備投資收益要比那個高得多。實際上，當前的這些損失只是一個表象，只有當人民幣匯率不再回到原來的狀態時，這些就成為一種實實在在的損失，當然至于損失多少，是難以估計的。
　　不可否認，人民幣升值一方面倒逼著國內企業轉型升級，但是另一方面，當前的經濟結構轉型遠沒有這么簡單，實際上，人民幣升值已經成為大量企業成本最主要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匯率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在不斷擴大，如果沒有一個合理的匯率機制，那么將造成我國經濟發展的劇烈波動。
　　當然，平心而論，在當前我國通脹壓力不斷增大的背景下，人民幣升值可以部分緩解國內的通脹壓力，不過這只是相對于美元計價而言，在非美貨幣當中，澳大利亞、巴西這些大宗商品資源國家的貨幣對我國的輸入性通脹影響才是問題。
　　實際上，一國的匯率政策除了考慮國內的情況，還受到國際勢力的影響，尤其是在中美經濟失衡的局面下，對人民幣匯率問題始終沒有達成一個共識。因此，人民幣的升值或貶值在什么水平上合理當然就不可能有結果。如果僅用發達市場體系下的匯率均衡模型來衡量人民幣匯率水平，那么這種匯率均衡模型計算出的人民幣均衡匯率與中國經濟生活現實也就相差很遠，即便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匯率數據也與中國的實際有差距。所以，要改變這種狀況，央行必然要有自己的匯率標準。
　　人民幣匯率改革的關鍵并不是人民幣匯率水平升值多少，而是人民幣匯率如何能夠更有彈性，如何隨著外匯的供求關系形成有效價格機制。盡管目前認為中國一定程度管制下的匯率沒有有效反映市場供求關系，但也不可否認外匯供求關系的存在。只要存在外匯的供求關系，匯率水平的彈性就是一個自然的事情。因此，當前人民幣匯率正常機制的形成，更主要的是進一步擴大匯率波動的幅度，使得人民幣匯率更具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