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以來的一年間，中國國內經濟環境發生了一些深刻的變化，中美之間的經濟不平衡也給中國帶來了更大壓力，尤其是在中國治理通貨膨脹和抑制樓價的過程中，過度積累的貿易順差嚴重限制了貨幣政策的空間。在這一背景下，今、明兩天的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雙方討論的議題以及重點當然也會有所變化。
　　在以往的對話中，美國一直要求人民幣升值，中國也確實在讓人民幣升值。從匯改以來，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了21.5%，實際有效匯率升值了18.2%。從去年5月到今年3月，人民幣名義匯率也升值了4.7%，盡管這一階段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貶值了1.9%。
　　但是，需要注意到近來討論得比較多的是中國的人口結構問題。在2009年前后，就有學者提出中國可能正在經過劉易斯拐點，當時也有許多不同意見。目前，理論界的觀點已經較為一致了，那就是中國已進入了劉易斯拐點，而且人口紅利將會在近幾年內消失殆盡。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人民幣是否仍然存在單邊升值的預期？筆者覺得，現在討論人民幣匯率，應當從升值問題轉向匯率制度問題，如果繼續強調人民幣單邊升值，考慮到人口結構的變化以及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可能會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風險。因此，重點應當放在人民幣浮動匯率機制的建設上。
　　然后是美元匯率和利率問題。2009年5月以來，美元實際有效匯率已經貶值了9.6%，盡管美國民主黨向來重視“強美元”，但這一次有點例外。美元的貶值已經給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帶來許多麻煩：首先，美元貶值將導致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這將給中國控制通貨膨脹帶來新的困難。中國的居民消費指數已經持續數月在高位運行，有效管理通貨膨脹對于中國經濟健康發展和社會穩定都有著重要意義。其次，美元貶值會推高中國的資產價格。2007年以來，中國政府就開始致力于抑制樓價，受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抑制房價的措施一度停了下來。全球經濟漸漸走上復蘇之路后，房地產價格高漲的問題卷土重來。美元貶值和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勢必會進一步擴大美元利差交易的規模，而利差交易中有相當一部分資金會流向中國，給中國抑制房地產價格帶來強大的上漲壓力。最后，美元貶值直接影響中國在美資產的損益。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所購買的機構債到現在都還沒有完全得到保障，美元進一步貶值，只會加大中國在美金融投資的損失。
　　因此，在這一輪的戰略和經濟對話中，討論美元匯率和利率問題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關系到中國經濟健康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問題。美國需要承諾執行負責任的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以確保中國在美的經濟利益。
　　近一階段，中國互聯網企業在美國上市幾乎成了一股流行大潮，優酷、當當網和人人網相繼在美國上市，而更多互聯網企業正加大品牌和網絡建設、提升市值，準備到美國上市。其實，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眼下中國共有257家公司在美國上市，還有693家企業在OTC市場交易。在美國上市，對于中國企業來說當然是一件好事，可以融到發展所需的資金，打破金融上受到的制約，對于民營企業更是意義重大。
　　而在國家層面上，則更多地需要考慮中美雙方在政策上的協調。比如，中國企業在上市過程中，需要得到雙方監管層的審批，在許多環節上存在不同的標準和重復工作，如何能夠提高審批的效率，需要雙方監管機構協調。美國去年開始加強對已上市的中國企業的監管，給已上市的中國企業造成了一定的壓力。對此，中國政府應當加以關注，至少要讓中國企業在美國市場上得到國民待遇。又比如，目前已上市的幾個互聯網公司已出現了估值過高的問題，企業上市過程中估值過高會帶來短期的利益，但從長期看不利于企業的健康發展，以及后續的企業上市。因為估值過高往往是以更高的杠桿為代價的，而高杠桿會給企業帶來過高的風險。因此，不能由著外資投資銀行和會計師事務所一味高估互聯網企業的市值，一旦泡沫破滅，對整個互聯網產業都是嚴重的打擊。對此，中國證券監管機構理該更多關注上市公司的估值。
　　另外，還有中國企業在美國直接投資的問題。如果說2005年中海油投資優尼科失利是由于中海油的國企背景的話，那么華為今天在美國的種種遭遇就變得難以讓人理解了。長期以來，中國企業在投資美國的過程中始終困難重重，不管是國企還是民企，凡規模稍微大一點、全球競爭力稍微強一點，遇到的困難就會大些。尤其是當中國企業要并購美國企業時，尤為如此。
　　在以前，這往往被認為是中國單方面的損失，然而美國方面的看法正在發生變化。美國政府、金融界和企業正逐漸認識到：美國對于中國企業的種種限制，也給美國帶來損失，其主要原因是中國企業遭遇的“示范效應”。在中海油、華為在美國投資受阻的同時，更多中國企業將其解讀為一種不歡迎中國企業的信號，于是許多企業在選擇投資目的地時，往往繞道而行。而限制中國企業到美國投資，在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情況下，實際上也是在給美國經濟復蘇制造困難。
　　因此，對于中國企業去美國投資或并購，中美應當形成一個雙方“認可”的標準，以免“透明玻璃墻”阻礙兩國資本的順利流動。
　　最后，還得談談國際板和歐洲美元債市問題。從中國經濟外部再平衡的角度來看，其實應把重點放在能允許資本外流的機制建設上。從目前看，國際板和歐洲美元債市場是最主要的途徑。特別是在當前，中國貨幣當局面臨控制通脹和抑制資產價格的雙重任務，建成通暢的資本輸出渠道，對于中國實現貨幣政策的有效調控作用至關重要。中美雙方理當就國際板建設和歐洲美元債建設問題的一些操作層面的細節進一步交流，以掃除在監督和制度層面的障礙。